摘要：一部敢于直面“告别”的纪录片

现实题材纪录片《生命里》日前在建投书局举办点映会。作品耗时6000多个小时，真实记录四十多位临终者的故事，历经两年精心制作。片中流淌的是枝裕和式温暖、平和、深邃的生命观，没有仅以痛苦反映死亡，反而处理得相当冷静与恬淡，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个看片的人。

《生命里》直白地讲述了人们害怕去碰触的敏感字眼，片中人物的共同点是：知道自己即将死去，这是他们最后的宝贵时光。对于国内的纪录片创作者来说，如何直面“死亡”，既是勇气上的考验，也是方法上的思索。节目将于9月13日每周四晚18点在腾讯视频和哔哩哔哩同步上线，全季共三集。

逃不过的课题：人应该怎样离开这个世界？

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有一个舒缓疗护区，收治的主要都是癌症晚期患者，生命所剩时间大多不超过3个月，这里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医院周围的居民房都挂着镜子，他们认为这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死亡，希望把晦气再返照给医院。

纪录片每集讲述了2-3个临终病人的家庭故事，也将每个家庭直面死亡的课题直接推到观众眼前。有的家属到了安宁病房，会说：“这个病房挺好的，装修得很漂亮”，但另一个家属则会回应：“好有什么用，到这样的病房来都是等死的……”

有病人提前让家属拿来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她从中挑好了自己的遗像，挂在自己床头。在外人看来，这多少有些残酷，她却把这一切看得很淡。一个护士跟另一位病人谈到了之前有病人自杀的情况，这位病人也坦承自己也曾考虑过自杀，但是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是舍不得。

这些真切发生在病房中的故事，也是该片总导演吴海鹰用业余时间坚持三年拍摄记录的结果。这期间，摄制组历经了家属排斥、不被理解、拍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起初被家属一次次地拒绝，都开始怀疑自己了，但当时换位思考就觉得可以理解，于是沟通的方式从‘说服’转变为了‘聊天’，就这么带着摄像机，穿着白大褂跟他们每日相处，日子久了大家就渐渐习惯了摄像机的存在，也愿意接受真实的拍摄。”吴海鹰导演说。

直面死亡：冷静克制，杜绝卖惨

发生在医院的故事，总不免会让人联想起血肉横飞、痛哭流涕、紧张刺激的一些画面。与国内那种风格硬朗、张力十足、表现医患关系的纪录片不同，《生命里》虽然直面死亡话题，但是绝没丝毫卖惨嫌疑。整个片子温馨恬淡，青年演员万茜的解说也像是在讲述一个个睡前故事，让人深思生命的意义和人世的幸福。

吴海鹰在点映会上提到了最令他动容和心生敬意的一位主人公——鲁胜兰。这位68岁的老人身患乳腺癌，她看起来和普通的老太太没有两样，谈起往事像是拉家常，“年轻时候在新疆吃的瓜果实在是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吃起来像是呜呜呜吹口琴一样吹过去，那种情形后来再也没有了”。乐观豁达的她给予了这部作品非常多鲜活、温暖、有趣的画面，这种克制冷静的风格与题材的凝重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也与导演的拍摄手法有关，吴海鹰介绍说，拍摄中摒弃了推拉摇移的渲染方式，基本都是固定机位的拍摄方式，“不想因为机器去干扰他们的情绪，打扰他们的生活，或者去刻意渲染面对死亡的痛苦与难堪。”

“优死”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阿图·葛文根在《最好的告别》一书讲到高龄老人面对死亡时说道：“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临终关怀恰恰不是解决痛苦而是疗愈痛苦。

片中，与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不同，安宁病房医生护士的首要职责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帮助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由他们经手并“送走”的病人每年有近200人。相比起“白衣天使”，他们更像是“生命摆渡人”。除了医护人员和临终病人，《生命里》也将镜头对准了青年志愿者。安宁病房的志愿者多部分来自上海的高校，他们之中有的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来做志愿服务，有的则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实习，他们的到来给安宁病房带了青春与活力。

“喜新厌旧似乎是人的一种天性，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关注开始、新生、开幕；而不太关心甚至不愿去思考结束、离去、落幕。但真实的世界却不是这样，始与终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没有落幕的戏剧是不完整的，没有尾声人生当然也是不圆满的。所以在人们的视角不断追逐着各种新科技、新技术、新消费时，这样一部以尾声和落幕为主题的片子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和关注。”这是哔哩哔哩视频网版权经理王志强关注和青睐这部作品的初衷。

“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而在我国，‘临终关怀’服务尚处在起步的探索阶段。比起起步晚，‘临终关怀’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社会偏见问题。生寄死归，希望每一位观众都可以享受当下每一天的生活，也可以直面自己人生最后的旅程。”总制片人蔡懿鸣对这部作品感触颇深。“无论是讲述国人睡眠危机的纪录片《追眠记》，还是如今的《生命里》，云集将来都希望能够不忘纪录片人'真实记录'的初心。”

《生命里》由云集将来制作，腾讯视频、哔哩哔哩视频网联合呈现。

对话|吴海鹰：真实纪录，不打扰，不刻意渲染

问：为什么会拍摄这样一部以“临终关怀”为主题的纪录片？

答：要从父亲去世讲起，父亲同我一样，也是军人出身，年迈时患癌，一向刚强的父亲也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治疗过程，陪伴父亲最后时光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我拍摄《城市边缘》最密集的时期，于是不得不白天拍摄晚上陪护。那段时间很忙碌很辛苦，我也开始体会到，作为军人我不怕死，随时最好为国家献身的准备，但却会惧怕死亡的过程，同时也深切体会着人对生命的渴望。

后来有一天，有位前辈老师找到我，说“有个选题非你莫属”，那是第一次开始了解和深入“临终关怀”这个领域。拿到选题调研后就立即去了临汾医院沟通拍摄。那个时候很庆幸自己与夫人都是学医的，所以不会很忌讳于这个选题，也会比一般人更有心理承受能力，家里人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在临汾医院，跟罗院长聊到了这个题目，罗院长出乎意料地欣然答应，那个时候以为还算顺利。

问：拍摄时遇到了哪些现实困难？

答：困难很多。一方面源于现实压力，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很多濒临临终的人自主选择进入疗养病房，是“走进”医院的，他们的生存期有半年到两年之久；而在我国，临终关怀服务尚处在起步的探索阶段，任重而道远，生存期仅两个月，通常是担架入院的方式。这就导致了拍摄异常的困难。一面是家属的排斥，一次次地拒绝拍摄；一面是病人身体不佳，大多数为躺在病床的状态。

问：如何解决？

答：换位思考，这样可以更容易理解他们的顾虑。我的沟通的方式从‘说服’转变为了‘聊天’，就这么带着摄像机，穿着白大褂跟他们每日相处，日子久了大家就渐渐习惯了摄像机的存在，也愿意接受真实的拍摄。拍摄中我也摒弃了推拉摇移的渲染方式，基本都是固定机位的拍摄方式，不想因为机器去干扰他们的情绪，打扰他们的生活，或者去刻意渲染面对死亡的痛苦与难堪。

问：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6000多个小时的素材，长达三年的拍摄，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负面影响？

答：早前看过一部电影叫《护送钱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迈克接受了一项任务：护送一等兵钱斯的遗体回乡安葬，这期间有一位心理疏导同行。想到了这部电影，我就在问自己，向我这样时时面对“送人”的场景，谁来疏导我？好在从军和学医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妻子家人同事也给到了很多支持和理解。每次拍摄完我也会去超市逛一逛，买点东西带回去，这样自我排解。

问：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最难忘的人物？

答：我讲一位叫鲁胜兰的老人的故事吧。她68岁，身患乳腺癌，但是她看起来却和普通人家的老太太没有两样，谈起往事像是拉家常。她说，年轻时候在新疆吃的瓜果实在是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吃起来像是呜呜呜吹口琴一样吹过去。这种不悲哀、不惧怕、坦然和乐观的心态，让我心生敬意。

问：您拍了不少纪录片，也获得了不少奖项。拍摄纪录片坚持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答：真实。我总说一部纪录片是作者价值观的体现，那么通过这部作品希望让大家能够重视、正确面对临终关怀甚至死亡。

纪录片纪录的只有自然人，没有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拍摄对象在镜头前表现出什么，就是什么，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