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没有察觉，环境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习惯。当我们在拥堵的高速公路上出现“路怒症”时，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反社会的怪物，而是因为车开不快，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看不到尽头，周围都是粗鲁、不耐烦的司机，这种临时状态诱发我们丢弃了温文尔雅的风度。我们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烦躁、竞争、敌意的环境里，是环境改变了我们。

当我们对餐厅的饭菜大失所望时，可能会厉声呵斥一位态度谦和的服务员，并对餐厅领班恶语相向，虽然这两个人都不是给你做菜的人。这不是因为我们经常表现得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般傲慢无礼，而是一种失常行为，我们本以为在这家餐厅表现得彬彬有礼能够得到礼遇，但现实却激怒了我们。如果环境如我们预期，我们依然会规规矩矩。走出这家餐厅，我们又会回归现代好市民的形象：耐心、礼貌、不摆架子。甚至当我们留意到了环境，愿意置身其中的时候，也会成为它无情力量的牺牲品。

30年前，我有50%的时间都是在坐飞机，当时我把机舱当成一种读书写作的理想环境。在飞机上没有电话、电脑和其他不必要的干扰。这种经常性的旅行并不让人讨厌，反而让我更加高效。但是随着航班上提供的娱乐服务越来越多，从一个屏幕、一部电影扩展到Wi-Fi覆盖、有50个频道可供观看时，我的效率也下降了。修道院般的宁静空间变成了诱人分心的闪亮游乐场。我受到了诱惑。

在跨越几个时区的飞行中，我不再去努力完成工作或补个觉，而是选择连续看两三部毫无意义的电影。当我到达目的地，走出机舱的时候，也不再有安全着陆的幸福感和迅速开始下一项任务的激情，相反，我痛恨自己在飞机上浪费的时间。我感觉自己违反了自律原则。

我还注意到，以前我离开机场的时候都会感到身心放松、精神抖擻，现在却感觉更加劳累乏力。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意识到，机舱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可惜并没有变得更好。

我们对所处环境存在误解：我们以为自己能够与环境和平共处，实际上它却在和我们斗争；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控制环境，实际上却是它在控制我们；我们以为外部环境是对我们有利的，比如可以帮助我们，实际上它却在剥削、压榨我们。环境从不关心能给我们什么，它只在乎能从我们这里攫取什么。

在人生这场大戏中，我倡导的是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环境。它就像赌桌对面的庄家一样真实，而且气势逼人。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只是我们的指尖、皮肤、肉体之外的无形空间。它不像我们周围的空气，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呼吸，但是只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就可以忽视空气的存在。

环境是永不停歇的诱发机制，它对我们的行为影响太大，一刻都不容忽视。把环境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种空想，而是一种帮助我们最终认清困难的策略（有时候，我建议给我们所处的环境起个名字）。

当然，环境也不是时时刻刻都与我们敌对。它也能成为我们肩上的天使，把我们塑造成更好的人，比如当我们出席婚礼、同学聚会或者颁奖晚宴时，整个房间里都洋溢着醉人的幸福气息，大家相互拥抱，相互承诺要保持联系、经常见面。

但当我们回归正常生活，也就是脱离了那种环境的一瞬间，这种感觉往往就会立即消失。环境的变换改变了我们，让我们忘记了当时的承诺，与其他人疏于联系。这种反差可以算是突兀。一种环境为我们注入了积极的情绪，另一种环境却把这种情绪消灭殆尽，好像一度让我们沉醉的幸福感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大部分时间里，环境都如同魔鬼。这也是令大多数人困惑的一点，不论我们是和同事们一起坐在会议室，还是到朋友家吃晚饭，抑或是每星期给年迈的父母打个电话，进入新环境总会在不知不觉间改变我们的行为习惯。

我和妻子丽达都不算愤世嫉俗之辈。虽然我的工作就是指出人们面临的各种挑战，但在日常生活中，我还是努力不去随意评判他人。在看到别人的小瑕疵时，我也会放他一马。而丽达不需要像我这样“包容”别人，她永远是一群人中最亲切的一个。

然而，只要与邻居特丽和约翰共进晚餐，我和丽达就会变成与平时截然不同的自己。

特丽和约翰是一对滑稽有趣的夫妻，但他们的幽默细胞却有点扭曲。他们会以刻薄、讽刺，甚至残忍的口吻谈论几乎任何事物，不论他们是在谈论我们共同的朋友还是警察，抑或是邻居家的宠物，都没一句好话，好像他们是在参加什么脱口秀的面试。

每次和他们一起吃过饭后，我和丽达都会为我们自己在饭桌上跟特丽和约翰一起嘲讽他人而感到惊讶。这可不是我俩的一贯风格。我和丽达试图寻找自己这种不正常行为的原因，最终发现当时唯一的特殊之处就是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人以及我们身处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