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启了波澜壮阔农村改革的帷幕。在全会精神指引下，涪陵区大规模地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文发向记者讲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那些年的故事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周文发是其中万千亲历者之一。40年沧海桑田，唯有脸上的皱纹映出岁月的痕迹，谈起包产到户的那段往事，74岁的老人周文发历历在目。“从吃着‘大锅饭’到包产到户，那些年的事情忘不了啊！”周文发打开了话匣子。

困境：“大锅饭”里的共同贫穷

今年74岁的周文发，是原世忠乡（现合并为江北街道）邓家村人。从1976年至1999年，周文发连续担任了23年的邓家村7组的生产队队长。在这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他既是见证者也是经历者。

“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不少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周文发说，在没改革之前，村里实行“大集体”“工分制”，吃着“大锅饭”，大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全部上交给集体，集体再按照村民所积的工分，把粮食分发下来，在缺油少肉的那个年代，根本不够吃。

周文发说，那个时代，科技水平很落后，种植技术也很原始，粮食产量很低，一年种早稻、晚稻两季，1亩两季总产量还不到800斤，能分到的口粮也就更少，吃不饱是常事。

“‘大集体’的时候，什么都是平均分配，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谁都没有干劲儿，上工也不好好干活儿，‘磨洋工’耗时间。”周文发说，那时候，真的是共同贫穷，啥时候能吃饱穿暖成了大家共同的期盼。

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生活在“大集体”的滋味，让周文发频频摇头。当问及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周文发脱口而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周文发回忆道，约从1981年开始，邓家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但这个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分步骤实施的。

周文发讲述，最开始是实行“水统旱包”，就是水田以小组为单位，由每组小组长负责集体耕种，当时生产队共分为3个小组，旱地是分配下户；到了第二年，水田才由集体耕种改为分配下户。

周文发说，实行包产到户后，村民们种田种地的积极性普遍提高，出现了比着干活的现象，都希望自家的责任地获得高产。大家交够国家的剩下就是自己的，收成好不仅不会饿肚子还能有些余粮了，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好了起来，自己喂猪喂鸡，虽不能顿顿吃肉，但肚子里油水多了。村民自己有了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每家每户都精耕细作。

难题：丈量分配田地引发矛盾重重

实行包产下户，如何丈量、分配田地，成为了最大的难题。周文发想到当时丈量、分配田地时所引发矛盾的场景，不禁皱起了眉头。

“当时，村民们听说实行包产下户，个个都积极拥护，高兴得很。”周文发说，但到了如何丈量、分配田地时，就引发了很多的矛盾，每个人都想分到肥沃且灌溉条件好的田地。

周文发说，邓家村7组又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在1964年“社教”运动的时候，把两个生产队合为了一个生产队，所以人口多、地域广，在丈量、分配田地这个问题上更是难上加难。

周文发已经记不清为了更好更公平的丈量、分配田地开了多少次群众大会，也记不清为了调节其中的纠纷串了多少次村民的家门。

最终大家确认了按照田地肥、瘦及产量的多少来搭配进行分配，分配顺序由村民自行抓阄决定，最大程度的确保分配田地的公平公正。“当时生产队约300人，田地共300余亩，每人大致能分到1亩地。”周文发说，分配好了田地，才是真正地实行包产下户。

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民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发展多种门路的商品生产转变，大家手里有了钱，修房、购置生活用品，日子一天一个样儿。

憧憬：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家村也不例外。公路通了、生活生产用电通了、农业税取消了、“村村通”有线电视进农家……一系列利好消息接踵而至。

谈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周文发感慨地说，包产到户的实行，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40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好了，大家推崇的不再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老三件’，流行起来的是洗衣机、彩电、冰箱、手机‘新四件’，顿顿有肉，晚上可以看电视，还能随时打电话，这些在改革开放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周文发说，现在生活好了，政策好了，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如今的好日子，都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坚信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周文发满脸欣喜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