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不让靴子落地的策略比直接摧毁双边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更大

2016年底，特朗普先生通过让美国人民相信，是“贸易抢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尤其是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让“美国吃亏了”，当上了美国总统。为此，上任后，他积极对各大贸易伙伴的出口产业展开调查，并通过贸易威胁和制裁，与大多数贸易伙伴签订双边协定、对自华出口的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25%的关税。但事与愿违，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同比上升了7%，其中，对中国和欧洲的逆差分别增长了9%和16%；下半年，根据美国商务部9月27日公布的数据，8月份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到758亿美元，是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接近历史最高纪录。

原因并不难理解。短期来看，在当前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国内需求强劲，往往会刺激进口；同时，加息政策使美元升值，进一步推动贸易逆差扩大。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全球价值链将会调整。在大部分商品贸易几乎实现零关税的今天，25%的高税率无疑等于关闭了中美双边贸易的大门。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到像印度、越南这样的亚洲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到欧洲地区。也就是说，这种保护主义最终会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增加美国从其他地方的进口。所有这些行为把部分贸易逆差从中国转移出去，却扩大了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逆差。总之，在美元继续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基础上，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不会有任何明显的变化。

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要抓住贸易逆差不放？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约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60%，这笔庞大的支出真的使美国吃亏了吗？让我们由表及里，逐一梳理。

贸易逆差统计方法是否符合事实？

首先看看统计方法上有没有问题。中美双方的统计差异长期存在，且差异较大，2017年相差1000亿美元左右。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专家组成的统计工作组测算，最近十年来，双方统计结果的差异均在800~1000亿美元，美方高估20%左右。这说明引起差异的原因是长期的、确定的，比较明确的是以下两点。第一，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之间的差异。美国是按照到岸价作为进口价计算，而中国是按照离岸价作为出口价计算，其中的差别就是从中国运到美国的运输费和保险费，加起来平均接近出口价的10%。

第二，是否把香港地区的转口贸易计算入内。在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占其出口的比重高达98%。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2017年，经过香港转口的中国和美国商品总值占中美贸易总额的7%，规模不容忽视。而目前，中美双方都是按照原产地规则进行贸易统计。美国笼统地将来自香港地区的全部转口贸易额计入中国，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其他经济体（如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在香港地区的转口贸易，从而高估了来自中国的出口额。

除了上述明显的计算误差之外，还有两个更为合理的统计方法能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中美贸易的事实。第一，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如果仍以产品总值为基础，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就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因此，自2011年起，WTO与OECD构建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推行“贸易增加值核算”的方法，以真正显示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获利情况。这对于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的国家尤为重要。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苹果手机了：苹果公司凭借其知识产权和营销网络，获取40%的利润，而中国仅获取5%。2016~2017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的60%来自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如果用增加值核算，这两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模至少分别要降低45%和33%。

第二，服务贸易中的购物支出。众所周知，我国居民出境旅行在高端消费品购买方面的支出较大，这部分实际上属于商品出口；而按现行国际标准，却是作为服务贸易统计的。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服务贸易的旅行项下，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达322亿美元。假设其中有30%的支出用于购物，那么2017年旅行服务贸易项下的对美商品贸易逆差可达100亿美元。对于1000亿美元的中美统计差异，仅这一项就高达10%，而这很可能还是一个低估的数据。

是技术强制转让还是跨国公司商业行为？

接下来剖析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的“不公平贸易”。美方认为中国通过强制跨国公司技术转让来“窃取知识产权”，然后再以更低的价格卖给美国、甚至卖给世界上的其他市场，是典型的“忘恩负义”。

然而，除了我国对中外企业合作并无强制转让技术的政策外，站在跨国公司的立场，也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的两大漏洞。第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一种产业在利润很高的阶段是不会转移出来的，只有到了成本竞争阶段才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这就是1978年以后，欧美国家把部分重化工和轻化工产业向中国转移、而在9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外资就变成惠普、英特尔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原因。同时，这些跨国公司还通过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通过技术转让和许可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2017年，扣除其他国家企业子公司的贡献等，美国跨国公司在华享有203亿美元的净利益。

第二，20世纪末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或者说载体）是跨国公司，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打开大门招商引资，加剧了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了“大而不能倒”的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并行，与国家主权分离。而两者能实现分离的前提条件是：大量跨国公司注册在离岸群岛上。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在2016年对中国的FDI中，仅仅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资金就比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经济体的总和还要多。这也是特朗普极力要求制造业回归的原因之一。而这与中美贸易完全扯不上关系，要怪也只能怪中国市场吸引力大，跨国公司只是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商业操作。

美国失业率变动的主因是什么？

最后，让我们回到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基本论据上：2001年以来对华贸易逆差致使美国损失数百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其学术支持大概来源于2013年被美国政界广为流传的《中国综合症：进口竞争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文。该文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总损失中有25%是由中国出口造成的，政府在失业、残疾、退休和医疗等方面的转移支付也相应地快速增加。大家有没有发现，从美国学界到政界，都只强调了“制造业”岗位，而美国就业与中美贸易关系的全貌是怎样的呢？

1993-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美国失业率并没有同样表现；尤其是2010年以来，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的情况下，其失业率却持续下降。究其原因，学术界的主流解释是：美国失业率变动主要在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由于生产自动化和机器人投入的增加，制造业生产率相比服务业增长更快，因此制造业岗位流失更多。即使美国改变低储蓄的现状，其贸易逆差总规模会改变，但是制造业就业率仍会继续下降。也就是说，对华贸易逆差并不是美国失业的主因。而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制造业岗位，或许只是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来自三大“铁锈州”制造业工人的选票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简单的逻辑和计算再一次证明，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不是针对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无法缩窄、制造业岗位无法增长会成为贸易战持续的借口。换句话说，特朗普政府或许认为：一直不让靴子落地的策略比直接摧毁双边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更大。

作者单位：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