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子一条街”，到1988年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再到2009年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诞生的摇篮和发源地。

潮起中关村

中关村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冲破桎梏，下海弄潮

1984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吹皱一池春水，人们改革创新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下海”，迅速成为风行一时的热词。昔日甘于寂寞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内心躁动、摩拳擦掌。

于是，中关村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冲破桎梏，下海弄潮。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关村一下子冒出了40家科技企业，卖电子配件的商店更如雨后春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很快就声名鹊起。

在这批人中，最有名的弄潮儿要数陈春先。

在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用陈春先熟悉的乡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政策宣示，一举打碎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

陈春先心潮翻滚，激情难抑！

在此之前，陈春先曾先后三次赴美考察。美国硅谷、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许多产学研结合创造科技奇迹的生动例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动起来了。1980年10月23日，他带着几位同仁，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仓库，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诞生的。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陈春先是否意识到，他带头创办的这个民办自发性质的科技开发机构，是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是日后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当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风险的。陈春先此后的创业道路充满了坎坷：议论、责难、诽谤、告状、查账……一个个麻烦接踵而至。

好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83年1月6日，新华社内刊的一篇《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引起了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他们分别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接着，《经济日报》又以“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为题，报道了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的事迹，此后，该报又连续采访发表了5篇系列文章，充分肯定了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的探索。

这些报道搅动了一潭死水的中关村，犹疑的科技工作者们看到了光亮。

可是，1983年的中关村还没有办自营公司的先例，也没有注册办这类公司的机构，更无处去领经营执照，陈春先只好来了个“瓜李代”，成立起民办研究所。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出台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陈春先和他的团队才正式成立起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

陈春先的弄潮儿形象，鼓动和感召了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纷纷破土而出。王洪德、王选、倪光南、柳传志等一批走出科学院的知识分子，拒绝了安乐与清闲，选择了不安与冒险，响应未来的召唤，走上了如履薄冰的企业家道路。

20多年后，已成中国民营科技企业领军者的联想老总柳传志坦言，就是那时受陈春先的鼓舞，萌生了从中科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念头。他说：“憋得太久了，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两海两通”跃起

当时中关村的企业有两类：“民有民营”、“国有民营”

虽然争论一直都在，但并未阻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下海”的步伐。

1982年底，在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右派”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如果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说完，他拂袖而去。这是憋出来的释放和爆发。

1979年，为了解决知青就业，王洪德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一年大赚60万，轰动中科院，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

他声泪俱下地“交代”：“我们这些新产品，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既创造了效益，又解决了就业，我何罪之有？”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

1983年8月，46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怒创“京海”，而他的创业则比陈春先要顺利并且成功很多。

他从知青社借款1万元，刚在银行开了户，就拿下北大一个计算机改造项目。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9万块，从此一发不可收。凭借工程质量过硬，国家远洋、国家计委、北京军区等大工程订单纷至沓来。1987年，京海总产值突破1.3亿，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

王洪德“五走创京海”轰动北京城，也刺激了中科院和海淀区。

“科技人员能办企业，官方为什么不能搞？”中科院计划局与海淀区决定合作，从“新菜田改建基金”中刨出10万，创办官民合办的“科海”。京海、科海的先后尝试，也让更多科研人员的心眼活泛起来。

1984年5月16日，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创始人从乡里借款2万元，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一度与四通同台共舞的，是信通。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中科院计算所、科仪厂、海淀区各投100万元，于1984年11月开业。

四通创办仅两年，销售收入即突破1亿元。1986年，这家并不起眼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注册资本就是1个亿。四通以办公自动化起家，四通的文字处理机，一度占有国内市场85%以上份额，是名副其实的巨无霸。上世纪90年代，四通又首先提出“二次创业”，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IT公司。有人这样评价四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层出不穷的中国企业中，以民有民营的模式发展高新技术，由小做大，百折不挠地奋斗至今的，四通被公认为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1984，也被称为中关村的“拐点之年”。这一年，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两海两通”，还有当时籍籍无名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

也是在1984年，柳传志带领10名已届中年的科技工作者，怀揣着20万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20平方米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集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当时，中关村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民有民营”；另一类则是原国有单位出资但按照民营方式管理的“国有民营”，“四通”和“京海”属于前者，“信通”和“科海”属于后者。

这是一种十分混杂的状态，似乎没有人想把它理清楚，只有当日后逐渐壮大了，它的资产归属才变得敏感起来。但在当时民营公司摸索前行的环境下，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种以集体企业面貌出现，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和自负盈亏的企业，人称红帽子企业。其实这种企业，不光是中关村所特有，而是中国所特有。日后，这些“集体”民营企业在摘红帽的过程中，大都经历了不可解脱的历史阵痛。

孔雀东南飞

中关村知识分子下海，令全国上下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再安分

中关村知识分子敢于冲破禁锢下海经商，让全国上下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再安分。

龙腾虎跃的珠江三角洲、邓小平的南巡以及深圳特区等的示范效应，在1984年这个节点终于发酵出具有颠覆性的“荡漾”。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改革创新的热情，尤其在知识界，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创业，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现象”。

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他誓要做中国的IBM，不久后，他将南下深圳书写一段高亢而悲壮的生涯；

同样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他也将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

军医大学的教授赵新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

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彼时，在广东外经贸委做招商引资工作的王石，忽然发现深圳已经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毅然决然砸掉铁饭碗，奔赴深圳成立万科，从一开始的倒卖摄像机、投影机等教学器材，而后转型成长为知名地产公司；

陷入人生价值几何的潘石屹，放下人们艳羡的机关工作，在1987年奔赴深圳和海南，跟随万通君子们开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

1984年前后的知识分子下海潮，以及诞生的这些公司，在今后都相继散发出它们的光芒。不过在那时，它们还非常的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跟那些拥有大量设备、技术、人才和资本的老牌国营企业相比，它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沿那片热土。京海创始人王洪德后来自述：从1989年起至1992年，我在珠三角的深圳、中山、惠州等地办起了四五个“南移”科技企业，因为当时那里的投资环境、产业政策、发展空间比中关村要好。

当时，中关村试验区缺少产业化发展空间，属于“有鸟少林”，而南方有嘉木，可以择枝而栖。紧随京海之后，四通、联想等都到南方寻求发展空间，到1990年8月底，已有13家中关村企业在珠三角、东南沿海兴办了38家科技企业。北京市政府和中关村试验区感受到了“孔雀东南飞”压力，于是赶赴珠海调查取经。

中关村新技术企业“南飞”，到珠三角等南部沿海兴办企业，建立产业基地，这是生产力要素的配置组合，是利益比较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也让北京市政府开始把南移企业与中关村企业的技术与产业合作纳入整体规划，对中关村园区开始采取更加灵活、开放的扶植政策，使中关村园区创业政策环境更加宽松。

从此，中关村一路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探路者和“孵化器”，并逐步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稳步迈进。

创新创业的热土

新型技术公司的聚集使中关村走上了创新创业之路

“如果说农村领域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那么科技领域改革启动就在中关村。”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说。

1984年9月，北京日报头版的一篇《开创中国式硅谷的探索》，第一次将中关村这片热土，与大洋彼岸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联系起来。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一批新型技术公司的聚集，使中关村走上了一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创业之路。

中关村的走向亦进入了高层的视线。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调研室、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科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7单位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调查”，最后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调查报告《希望的火光》。该报告肯定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向，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在中关村设立我国首家新技术开发区。

“几年来，电子一条街培养了一批像王洪德、王震西、金燕静那样的科技企业家。在那些成功的科技人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科技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这些素质是由知识、能力和品质三个方面组成的。”调查报告如是说。

同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试验区的核心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这是我国首家国家级科技园。中关村承担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个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这片土地上不断播撒着创新创业的种子。

1994年，中国引入互联网，第一次互联网创业浪潮开始酝酿，而中关村，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一马当先。

1995年，搜狐创始人张朝阳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到中国，利用风险投资创建了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998年正式成立搜狐网。在21世纪初的门户新闻时代，搜狐的影响力巨大；

1999年底，身在美国硅谷的李彦宏看到了中国互联网及中文搜索引擎服务的巨大发展潜力，抱着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他毅然辞掉硅谷的高薪工作，携搜索引擎专利技术，于2000年1月1日在中关村创建了百度……

中关村不仅诞生了一批互联网大佬，还影响着“北漂”们的生活。在中关村一条街上，太平洋电脑城、鼎好一期、鼎好二期人头攒动，这种风光差不多持续到2010年。

现在的中关村已经见不到太平洋、中关村E世界等商场，随着电商的到来，他们陆续离开。中关村也再一次随着时代的变迁转型，奔向新的前程。

新的创业公司在不断成长。中关村创业大街的3w咖啡店内，随时都是人来人往，各种怀揣梦想的人在这里聚集、交流，再从这里出发。各种教育、孵化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

滴滴、小米、美团、今日头条、借贷宝等超级独角兽，估值已经超过几千亿美元。

97家创新型孵化器、29家大学科技园、26家特色产业孵化平台。一个多层次的创业服务体系，正在中关村形成。

2018年5月8日，在中关村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关村园区设立30周年研讨会上，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介绍，中关村示范区已经发展为海淀园、昌平园、大兴-亦庄园、通州园等16园的“一区多园”的格局。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个城区，总能看见中关村的身影。甚至天津、上海、保定、秦皇岛、沈阳、青岛、无锡、昆明、贵阳、西宁等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都飘舞着中关村的飞彩流红。就连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芬兰等域外，也建起了中关村科技园的办事处。

联想、百度、京东、小米、中芯国际、奇虎360、滴滴、美团、今日头条、商汤科技、旷视科技、寒武纪……超过2万家国际知名高新技术企业，组成了“中国硅谷”中关村的一树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