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姜女士今年33岁，她在某医院康复科当护士。2017年，姜女士怀上二胎，当时出现先兆流产，打了保胎针，一直上班到孕期7个月，2017年12月，医院表示合同到期不再续用，停发工资停缴社会保险。

姜女士提起劳动仲裁，2018年6月，仲裁委员会裁决做出裁决，裁决军工人力资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补发2018年6月30日前的6个月工资共计36588元，补发年终奖4500元，并补缴社会保险。

仲裁结束后，军工人力公司不服结果又向法院起诉了姜女士，不同意支付年终奖、工资等，姜女士至今都没有拿到钱。

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对女员工较多的单位，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部分用人单位将符合生育二胎的职场女性统统排除在外，使得女性就业局势更加严峻。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符合想要生育二胎的女性，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却不具有合法性。

如果女员工大多去生二胎，企业陷入瘫痪绝非危言耸听。民营企业提供中国近八成的城镇就业岗位，如果放开二孩政策所产生的成本大部分分摊到民营企业身上，势必会让多数企业在今后招聘员工时更加刻意回避女性求职者。

25-35岁是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是生育高峰期，处于这个时期的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感受到的性别歧视最为明显：已婚无子女的女性面临生育的“风险”，已经生育一胎的女性面临生二胎的可能。因此，企业在招聘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现实”。

然而，女性即使遭遇这样的不公平对待，仍旧是敢怒不敢言，因为维权要付出时间精力成本，即便维权成功，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后，业内其它公司也很难接受这样一位“维权斗士”。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法律虽有原则性指引，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救济措施，使得女性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对于那些职场上的女性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方面，希望立法予以完善，为生育二胎提供法律后盾，确保女性就业前景一片光明，才能免去女性生育二胎的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女性也该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做好职业安排，不让生孩子对工作造成太大影响。又或者，女性可以选择自我创业，自己的职场，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