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志向应当保持高尚远大，仰慕先贤人物，断绝情欲，不凝滞于物，使贤者的志向高高地有所保存，诚恳地有所感受，能屈能伸，抛弃琐碎的东西，广泛地向他人咨询、学习，除去狭隘、悭吝，这样即使未得升迁，又何损于自己美好情趣？

何愁理想不能实现？如果意志不坚定，意气不昂扬，徒然随众附和，沉溺于习俗私情，碌碌无为，就将继续伏匿于凡庸人之中，终究不免于卑下的地位。

书法本来是一种高雅的，领人心旷神的。但是现在大师们写丑书成了一种时尚。批评“丑书”者大多指责现在某些书法作品不按正规套路书写，漠视用笔，破坏结体，一味求新求奇，有意夸张变形，认为“丑书”在本体上背离了书法的传统。但“丑书”书家们大多认为批评者不懂传统，以大量俗书标榜书法传统，

导致了俗书。上述观点的交锋，实质上反映了当代审美思潮在传统与创新问题上的困惑与纠结。在绝对化和对立化的思维模式中，“丑书”与俗书似乎成为书法“创新”和传统“继承”的代表和产物。当代书法审美取向的多元化以及美学批评的主观性、功利性，导致书法批评中的传统与创新被异化为俗书与“丑书”，由于丑、俗不辨，使两个不具有对立关系且边界不清的美学概念成为书法批评矛盾指向的对立的。

从表面来看，“丑书”与俗书的审美争论似乎不是一种正常的艺术批评，而从辩证的视角看则是一种正常现象。书法作为一门高雅的艺术，前提是它具有美学价值。当欣赏者的审美期待与书法家追求的审美理想不相吻合甚至互相矛盾时，就会出现对同一作品审美价值的不同评价甚至相反评价，即书法受众所谓的“丑”或“俗”。辩证地看，“丑”的审美价值来自与“美”的对立和统一中，“丑”作为一种审美风格，多呈现出多极化、个性化特征，其中蕴含着较强的创新意识；“美”则具有单一性、趋同性特征，其个性化的审美特性显然不足。

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约定则俗成，众美则俗生，因而艺术上的“俗”多呈现出具有共性的审美风格，成为一种与“雅”相对的美学概念。书法家崔寒柏认为，“从艺术本质上讲，书法只有雅俗之分，没有美丑之别”，这一观点是符合书法本体特征的。从审美风尚的流变看书法发展史，会发现“丑”的审美风格始终在随着人类审美经验的发展而变化。

当一种风格被大家接受并被奉为美的标准时，凡是新生的、与之相反的风格必然会被视为“丑”。在书法史上，几乎每个时期都存在着“美”与“丑”的交锋，即使被后世至今奉为经典的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张旭草书等，亦曾有过“丑怪恶札”“变乱古法”的评价。今之视昔，亦如昔之视古。当代“丑书”家们显然不满足于形式的平正和完美，而是突破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着意追求章法的险绝和极致，其“丑书”的实践大都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会投合大众品位，当然，其成功与否最终要靠时间进行检验。

所以，在传统审美观念与新的审美意识发生冲突时，断不必因其不合多数人口味而视若瘟疫，更不能将其与江湖恶俗之书混同而棒杀之。而艺术上的“俗”也是一个可随时空转变的概念，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其诗歌《石鼓歌》中曾评价王羲之书法是“羲之俗书趁姿媚”，当然，这种“姿媚”之“俗”有其时代审美特征，且对“姿媚”的审美风尚的崇尚与否，只是韩愈个人观点，并不能否定时代审美的价值取向。

就像汉代崇尚“以瘦为美”，皇后赵飞燕自然成为美的标志；唐代崇尚“以肥为美”，贵妃杨玉环当然成为美的典范，都体现为一种时代审美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