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沛琦

文：多酱

赵佑磊 2011年6月15日 双眼角膜白斑 发育迟缓,也是很酷的男孩子。

在中国摄影师群体里，沛琦或许是个另类的存在。

两年前，他的朋友圈里的照片主要是欧洲的街头风景、上海的灯红酒绿、模特们冷峻的“高级脸”，他的生活也让绝大多数都市青年羡慕：家在上海，不会因为距离太远而无法陪爸妈过生日；离时尚圈很近，有一张英俊的脸，接触不同类型的美女，有机会出入各种名利场。而且，作为一名在专业领域耕耘了十余年的商业摄影师，沛琦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在淡季时也能做到十几万的月收入。

很难理解一个1984年出生的上海男孩为什么会选择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跑到中国最贫困的村庄为老兵拍摄肖像，去尘肺病人的家里为他们记录人世间的最后一程。

9月，我带着疑问与沛琦在他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工作室见面。这是一栋别墅，三层，除了会客厅略带装修的痕迹，其他的区域就是水泥墙和最简单的家具。附近是工厂、农田和科技园区。一进门，就能看见他拍摄的照片，他为自己的边牧犬拍的照片放在最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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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远行，沛琦都会把拍摄的照片打印出来，连同一张手写的带着人物基本信息和现场记录的纸条，一同夹在文件夹里。文件夹的侧面写上拍摄时间和地点。在工作室的二楼，硕大的一面墙上贴满了这两年间他拍摄过的所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物肖像，没有刻意分区，彩色和黑白相间，城市白领和农村老人交错。

文件夹和照片墙承载着他这两年遇到的所有故事，花了一年多时间走访了20个村，每个村待1—2周的时间，拍摄了几百名村民。他偶尔会回上海接受私人的约拍，用这笔收入支撑他的“上山下乡”拍摄。他希望用十年时间去到更远的村庄，拍摄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我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让普通人像明星那样被看到了。拍摄的人越多，你越明白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沛琦说。

以下为沛琦口述：

赚多少钱才敢追逐理想？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家庭里，爸妈曾经在淮南的电厂做过知青。11岁那年，我回到上海读书。

我没有成为爸妈希望的学校里名列前茅的孩子，但我毕业后的选择让他们觉得靠拍照也能过得很体面。那时候，我对摄影的理解是只有商业摄影才是正路，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光鲜而残酷，能赚到钱最重要。

我一直很喜欢德国摄影大师奥古斯都•桑德，每次看他的作品《时代的肖像》，都会对摄影攫取时代精神的功能感到兴奋，但要去追求纪实摄影的梦想，可能得放弃掉自己打拼了十几年的商业摄影圈子，想到这里，我就会退却。

2年前，我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接各种各样商业拍摄的活，主要为服装品牌拍摄一年两季的新品。业务逐渐稳定，旺季的时候收入非常可观。同时，我还为时尚杂志拍摄明星的肖像，最初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肖像拍得不错，即使杂志给的稿费非常低。

很快，我就对拍摄明星肖像这件事产生了怀疑。和所有乙方的故事一样，这里也有个挑剔的甲方——明星的经纪公司，他们往往以各种奇怪的理由否定摄影师对真实性的追求。相对来说，西方明星对真实和不完美的接纳度会好很多。我最喜欢的是莫妮卡.贝鲁奇的一张照片，照片里她的眼尾和颈部看得到细纹，姿态和神情传递出了女性特有的生命力。这张照片要是换做亚洲的明星，肯定会遭到经纪公司的强烈抗议。

在明星肖像照片的生产流程里，摄影师可以做的太有限了，就像时尚工业中一个工具性的存在，你只需要按部就班按下快门即可，缺乏基于人本身的沟通和理解，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莫妮卡.贝鲁奇。

贝纳尼丝·玛尔洛。

莎拉·寇娜。

2016年，我整理自己历年拍摄的服装照片，突然发现自己的作品就像这过季的衣服一样，难逃每年一舍的命运。赚多少钱才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开始不断地问自己。

2017年7月，我跟随一个做乡村经济开发的团队到了云南省楚雄州外普拉村调研，那是我第一次前往农村为老人们拍照片。

那次，我带了几块不同颜色的背景布，在村子里摆好拍摄的摊位，招呼村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背景布来拍摄。村民们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叫我“小记者”，在他们看来，拿着相机的就是展现村里现状的记者。因为语言不通，我们不完全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但听到新鲜的语音语调，我们都笑出声来。

第一天拍摄结束，我把照片倒入电脑后，一看就很震惊：这就是我一直想拍摄的照片啊。回程的路上，司机播放着朴树的《白桦林》，那句歌词——“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击中了我，仿佛为我的理想找到了最合适的注脚。

拍照或许就是为生命留下存在过的证明吧。

侯兴德，77岁。

罗文兰，84岁，彝族。老人已五代同堂，却从未走出过大山，村里的老宅是她一生的全部。这张照片可能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汪德荣，苗族，76岁，退伍老兵，不记得自己的年龄和生日，却记得自己18岁入伍和当兵时的八字训诫：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由于长期住在熏房被烟熏烤，一只眼睛已经残疾看不见。

王建光，苗族，81岁，当我问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帅，他笑开了花。

一张对他人有意义的照片

今年1月，我跟随明星袁立在陕西镇坪县做公益。出发之前，我以为就是去做下好事，但是当地尘肺病的现状却给我一阵沉痛的重击。元旦那天，天气阴冷，凌晨三点钟左右，我被叫醒去拍摄尘肺病人的入殓，这个人我前天还去医院看过他。没有接触尘肺病人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当城市一座座建造起来后，建设者却无法住在这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得了尘肺病。天快亮的时候，死者的女儿一个人蹲在棺材边烧纸钱，背后是一层层的大山，这个画面我无法忘记。

元旦死去的尘肺病人，女儿在旁边烧纸钱。

易孝军生前的照片。他15岁外出打工，给私人挖地，砌房子。34岁查出患有尘肺病，2年后去世。

马显廷，63岁，彝族。在下地的途中被我拦下，让我们能见到手工的雨披--蓑衣。

我走了很多村庄，留守老人给我很大的触动。老人鲜少走出自己的村落，拍照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稀罕的事，除了身份证照片，我拍摄的照片很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二张照片，他们通常在镜头面前都很有仪式感。如果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我会邀请他们一起拍张合影，告诉他们：你们也有结婚照啦。

我拍摄的照片也有时候出现在告别式上，成为了他们的遗像。2016年，我的前女友患脑瘤，从发现到去世仅短短半年时间。她很爱吃大闸蟹，患病的后期，她既看不见，又吃不了。每次去探望她，我都很心疼，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和她的家人。后来，她的妹妹从她生前的照片里，选了我为她拍摄的照片作为葬礼上的遗像。或许有人会说，拍摄的照片被用来当遗照多不吉利啊。但我并不这么看，我感到荣幸，自己帮他们留下了在人世间最美好的瞬间。

普季慧，彝族，74岁，四个孩子都在外打工。

罗家珍，58岁，彝族，我问她生活的怎么样，她说很开心。我问为什么开心，她说四个人（与老公，儿媳，女儿）一起下地干活就很开心。

给老人们送照片。

有一次，我在村里遇到一个女孩，她的世界里似乎只有农村和城市两个地方。她的爸爸在城市里打工，当她得知我来自城市后，就偷偷扒在门边看我们拍照。我招呼她过来，她就害羞地跑掉，我再招呼，她又跑掉。后来，女孩的妈妈告诉我们，女孩太害羞了，她想让你帮忙找爸爸。这时，女孩过来了，她含着泪问我：“你认识我爸爸吗？”我一时半会，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的一位来自时尚圈的朋友在看了我拍摄的照片后，要求我下一次出行带上他，我没有答应。因为我知道对如厕有些许洁癖的他，可能难以想象农村的环境。光是茅坑里养猪这点，可能就会让他便秘。

王远琴,11岁,四年级,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打工三年未归，也无法取得联系。

他们看见了光，我也是

2017年10月，我在一家孤儿院拍摄残疾孩子。那天，我敲开孩子们屋里的门，一个小男孩牵着我的手进了房间，房间里有几个孩子，他们性格开朗，彬彬有礼。其中有两个视障的孩子，一个女孩视网膜脱落，另一个是眼角膜白斑的男孩。

和孩子们玩了会儿后，我按下快门，对焦的滴滴声伴随着闪光灯打在他们的脸上。“哇，我看见光了。”一名男孩兴奋地喊道。其他孩子都跟着模仿快门声，“滴滴滴滴”。我拍了他们一天，他们就跟在我后面一天，开心地模仿“滴滴”声。

快结束拍摄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名满地爬的女孩。她天生没有肛门，这辈子只能爬行。她的胸口装了排泄出口，因为不舒服，她当天一直不配合治疗。从先前跟孩子们玩耍时的兴奋到此刻目睹现实的残酷，心理落差让我久久难以平复。或许，大部分人都没有近距离看过他人的苦难，我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要感恩我们的生活。

吉冬儿，4岁，先天性无肛，足内翻。

福光豪，10岁，视网膜脱落，发育迟缓。他是为我们开门的男孩子，很懂礼貌，不停的和我握手，也许更多的触摸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

高建明，9岁，双眼角膜白斑。

为了感谢我的拍摄对象，我会把他们的照片都打印出来，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能收到照片。快递能送到的地方，我把照片快递过去；快递不能到达的地方，我若有再次回访的机会，一定会亲自送过去；如果前两者都不行，我就会托人帮忙带给他们。这也是一种分享，拍摄过程中，我们彼此认识，得到了理解和快乐。这样的照片，我们都应该拥有。

后来，我把孤儿院孩子们的照片打印出来挂在工作室。我爸妈来了，他们只是说：得去告诉邻居，让他们带孩子到这里来拍照，要收钱的哦。哈哈，对于我把大把时间投入上山下乡拍摄，我爸妈一直颇有微词，他们向来把买房买车当做后代出息的标志，他们也会将朋友圈的照片转发给我，问我：这张拍得多好啊，用广角镜头拍的吧？你有广角镜头吗？

父亲，65岁。

母亲，61岁。

虽然不太支持，但当初，我决定拍摄肖像后，爸妈却是我的首批拍摄对象。那时，我不靠谱地告诉他们：我想把工作室搬去郊区，找一个大院子，再给我们家牧羊犬养几只羊，让它成为一只真正意义上的牧羊犬。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还想学着《脸庞，村庄》里那样，开着小货车穿越中国去拍摄。本来我打算持续拍十年，但是越拍得多越感觉这是一个无尽的计划，或许，有一天拿不动相机了就停下吧。

不知道爸妈是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两年的照片拍得比他们朋友圈里的好，不管怎样，我都特别感激这一路来他们愿意听我的分享，也愿意招呼邻居们来我这里看看。

沛琪把冲洗出来的照片送给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