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持：刘擎、尚辉

艺术家：许江

与会嘉宾：陈家琪、孙向晨、张文江、彭锋、邱志杰、高全喜、罗岗、倪伟、吕新雨、张春田、吴键、朱琺、梁捷、郭晓彦、孙善春、李逊、沈奇岚等（排名不分先后）

研讨会时间：2018年9月29日上午

研讨会地点：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5楼多功能厅

作为改革开放40年纪念项目，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的年度大型个展“葵颂——许江近作展”，集中展示艺术家许江15年来以“葵”为题的艺术创作，向国庆献礼。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许江选择了“向日葵”作为时代的艺术隐喻，用众多峥嵘昂扬的葵头，刻画出人、民、群、众、我的肖像。而“葵”作为最能代表20世纪中国人精神风貌的事物，不仅是共和国几代人的记忆，也是中国人同感共振的成长记录，更是萦绕着我们生活日常与未来想象的生命蕴涵。开幕当天，围绕此次展览分别举办了主题为从“野火”到“葵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感觉研讨会，邀请了20余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在吸纳并呈现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的同时，探讨不同年代的观者对二十世纪历史的感触与思考。以下为研讨会部分嘉宾发言摘要整理，以飨各位。

同济大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所所长、陈家琪教授认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经历跌宕起伏各不相同，但许江找到了一个作为象征物的向日葵。“我曾经听他说过，他最初看到向日葵时的振奋和受到巨大的吸引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那么多东西，拿什么作象征物能更准确地象征这一代人，这个很有意思也很不容易。”在许江那里，雪地里残存的葵已经残破、凋落，但依然成为颂的对象，对这一代人来说，颂他们的什么？艺术家在表现残破、凋落、废墟的同时，又表现果实、重生、野火和春风，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在哲学上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涉及到完全不同类的东西的相处与共生的可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讲到，“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各种张力，外来的、本土的；个体的、共生的；灿烂的、残破的；传承的、断裂的；独有的、国际的；过去的、现在的诸多张力……，从中去体会许江先生艺术的魅力与冲击力，这种感受相当丰富且意味深长”。首先，向日葵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但在国人记忆中又是最本土的，甚至代表着一个时代。另一方面，葵花的种植是成片的、共生的，但许江先生的每一个葵都是独特的，“灿烂”和“残破“间形成共生性与个体性间的张力，这种意象也强烈地对应着现代社会的核心环节：公共的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同时，艺术家在“灿烂”与“残破”之间表现“葵”，形成极为深刻的冲击，让人对“葵”的命运有诸多的遐想。“葵”是一代人的精神面貌，而且这种精神风貌有着某种延续性，另一方面，又与历史有着某种断裂，表达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精神特质，其国际语言的表达也是非常充分的。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表示，“我和许江先生是同代人，他从艺术的角度，我从古典学术的角度，有很多共鸣的地方。”此次展览气象开阔，不仅向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艺术家还有更大的雄心，在传统中探索民族精神。许江先生中的“葵”包含的热烈、历经磨难、坚韧不拔等内容，是艺术家对民族性的理解，也是对葵花物性新的感悟。“葵颂”的“颂”来自祭祀，是沉思，也是激发，把治理的成绩拿给祖先看。研究《诗经》的人知道，“风”和“雅”有“变风”和“变雅”，但是《诗大序》中只有“颂”，没有变颂，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一定要把它变成最好，这样才可以供献给神明，对得起祖先和时代。

身兼小说家、诗人等多重身份的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琺说，“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些以“葵”为主题的作品同时有绘画和思想、“所指”和“能指”、“象”和“符”的两个层面。“葵”的意象，如许先生用绘画、雕塑甚至多媒体等多种艺术手段表现 “象”的多义性、各种视象的可能性相对应，作为名的“葵”在文化中，在传统场域里有非常繁复的意义表现及阐释”。“葵”是舶来品，但它作为汉字却早在几千年中反复出现在《诗经》、唐诗及诸文献，可指涉包括秋葵在内的其他植物。从训诂学上来说，由于它向日的习性，可指”下”对“上”的赤心倾向，也有“阴”和庇护、揆度、测量的含义。“葵”是草字头和甲乙丙丁戊己庚申壬癸的“癸”字组合，癸是天干的最后一位而指“终”，葵在特定语境中有冬天的“冬”的意思 。

“正如“葵”字有多种阐释和多种对它的发挥，对于同一种葵花可以有多个名称去呼唤它。站在这个角度上，我非常欣赏展览中的“怀沙”这个词。它不是屈原本意的怀沙，而是跟葵的生长习性、生活环境相关，也可以理解为与当下处境相关。在这个方向上来说，我觉得“正颂”之外的“变颂”是可以成立的。虽然《诗经》范畴中“颂”没有正变之分，但放在一个创作的、当下的，当代改革的语境里来说，许江先生以“葵”作为符号，将葵从物象中抽象出来，作为作品中最基本的描写单位反复创作，就意义的书写与生发，就艺术的表达与效应，其实完成了对改革的描摹：是一种变之颂——对改变、对改革的颂。

在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教授看来，许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架上绘画的“原教旨主义者”、架上绘画精神力量的痴迷的相信者和坚定的捍卫者，但他尽力去把其视为绘画威胁的新媒体养大养肥养壮，再与之博弈，以证明架上绘画依然能从电脑游戏和社交媒体屏幕前抢回青年的目光，这是一种倔强和悲怆的努力，是一种对自己的倒逼。在他那里，一个向日葵的花盘本身既是一个人的形象，又是万头攒动的众人，某些画面横过来看几乎就是一片广场，这样的画面似乎是一种高密度的写作，带着文字特有的质感，超越了绘画。

邱志杰说，“我在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时候，总是把这四十年来的当代艺术描述为十几次运动和七代人。那么作为艺术家的许江和作为思想者的许江，可以说同时属于这七代人。”他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从对弈的文化棋手，到都市废墟景观的守望者，到葵园的耕耘者，风雨兼程。可以说，许江终其一生是对文革历史经验的痛切的反思者，是八五新潮重要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八五新潮运动有距离的审视者，是“后八九”文化身份问题上的长期思考者，是1995-97年前后“媒体的变革”一代的积极推动者，是1999年前后“后感性的一代” 对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建设和美术馆制度的更新的强有力策划者，是“798的一代”当代艺术逐渐合法化和公开化进程中的特殊的斡旋者和策动者，他也是“当代艺术教育产生的一代”中对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殚精竭力的设计者和雷厉风行的领导者…… 他的行动和思考的历程，在挺立与催折的张力之间，在思想与手艺之间，在个体与家国之间，为这四十年的历史勾勒出一群不休的追问者、不息的生存者的集体肖像。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认为，许江对艺术的把握深得中庸之道，“葵颂”既有表现性的一面，又有写意性的一面，既有灵感性的体悟，又有叙事性的抒写，既有西方艺术的底蕴，又有东方艺术的神韵，既有四十年来的现实感受，又有追溯千年历史的大尺度感怀，它是关于一个族群的苦难与福乐的颂歌。“许江曾留学德国，其艺术的独创性在于充分挖掘出中国历史文脉中的金石古风，“葵颂”不仅是四十年中国社会的反思，同时隐含了上接远古中华文脉传统的雄心。”与传统水墨偏重人文精神、个人灵性抒发迥然有别，许江特别关怀中国传统中那种厚重的、叙事性的，与族群的存亡绝续密切相关的主题，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明等多个领域，他试图展示的是一个族群的劳作与歌咏、生存与死亡、祈盼与扭曲、痛苦与欢乐的故事。尤其难能可贵的，许江在“葵”这一符号化的生命意向中找到一种寄托，并通过“葵颂”完美地表达出来。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提出，本次展览无论主题还是艺术手法，有非常饱满的、无法概括总结的丰富意味。评论家如果想用一种明确的解读来“驯服”这些作品的多义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同于预期中的万物生长，生机勃勃的“葵颂”主题，此次展出作品中完全是褐色基调的“葵盘”占据了主要篇幅，有生命枯竭的意味，突破了“向日葵”通常的隐喻——“万物生长靠太阳”。尼采说过“一个变得凝固和僵硬的隐喻，完全确保不了任何关于其必然性和独一合理性的东西”，当隐喻被凝固化的时候，就会变成陈词滥调。如果说“葵颂”表征着时代，那么它指代“文革”时期还是改革时代？而许江先生横跨了这两个时代，寓意就非常复杂。与中文“颂”的双重涵义对应，英文译作“eulogy”，它不只是赞美和颂扬，同时有凭吊和缅怀，这就非常意味深长，我们距文革结束、改革启程已经四十年了，现在回望这段历程，我们可能有丰富而多重的反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装置《葵颂》，向日葵在燃烧中不断上升，犹如凤凰涅槃在燃烧中灵魂升华，但从高处往下看，会发现被太阳灼烧的焦黑的向日葵“残骸”。但是太阳代表什么呢？它可以象征着（文革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但也可以是（改革时期）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真理光辉”（类似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太阳隐喻）。不同的人可能会从不同视角获得不同的阐释，会从“葵颂”的隐喻中开启不同的反思。可以说，“葵颂”不是一个终结，而是凤凰涅槃之后意犹未尽的等待，期待着新的启程，一次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