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康健律师又赴日本与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就“慰安妇”共同申遗问题举行的研讨会。在康健律师启程前的一天下午，我们在她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对康健律师进行了访谈。

她今年65岁，从事律师行业已经有36个年头，职业的积累使得她在叙述过程中依然保持着那种头脑敏捷、思路清晰、对时间精准到日，对数字精确到个位的认真。

记者：您为了给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的受害者讨还公道，与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打了20多年的官司，我们认为对日提起的诉讼首先是维护正义和民族尊严，您是怎样走上索赔这条道路的?又是什么支持您一路走下来?

康健：1995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当时是日本律师提出的，希望中方律师协助她们做有关在日本法院提诉的“慰安妇”受害事实的调查，我出于礼貌给了回应。其实，我回应的时候，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想到，一个回应，影响了我20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也影响了我身边许许多多的人们。当时日本律师也问我：你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我的回答是:既然要提起诉讼，又是中国的受害者，你们调查不方便，我作为中国律师帮助中国受害者进行这个诉讼，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23年了，每每提到“慰安妇”、劳工这个字眼，我便会有着锥心刺骨的疼痛。在我的睡梦中，时常会听到饱受摧残蹂躏的大娘、阿婆撕心裂肺的痛哭。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大娘用期盼和信任的眼神望着我说过的一句话：“姑娘，你帮帮我吧!”我没办法拒绝，无论诉讼的道路有多么久，多么艰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说到此时，康健的泪水夺眶而出，说话也哽咽了。——记者注)

面对这些受害者，我总是想多帮助她们。和这些受害者在一起时，就想和她们多呆一会，哪怕是不说话，只要感觉到她们的气息，我心里就觉得能够多分担点她们的痛苦。可是我的能力太有限了。

记者：您在一个律师最好的时光，选择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后悔过吗?

康健：不后悔，我这20多年，一半的精力，都放在了索赔上，国内通常的法律事务要挤出时间办理，主业反而变成了副业。做事情，就要有头有尾，我不想出名。锦上添花的事大家都愿意做，雪中送炭的事不好做，但总要有人做，其实我挺知足的，我们律师事务所并未破产，我挺自豪。我也从来没有拖欠过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样就挺好的。

记者：20多年的诉讼，在这个历程中您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您想到过退出吗?

康健：当然有过，我没有那么高大，当索赔最难的时候我也有过迟疑，那些作为原告的大娘、阿婆、大爷们，一个一个地相继走了，我要不做，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了。

每当这个时候，那些大娘、阿婆、大爷一双双愤怒、痛苦、企盼、希望的眼神就在我的眼前，那一双双眼神中都是在期待为他们讨回正义、尊严;那一双双眼神时时的督促着我，那眼神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不坚持，我的良心怎么过得去啊!

好在还有许许多多朋友们的支持，使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追讨正义和尊严的路上一直在坚持。

记者：为“慰安妇”、劳工诉讼，您身边的同行是什么样的态度?

康健：我参与“慰安妇”和劳工的索赔，对身边和我一起共事的同行们造成了影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和我合作，耽误了收入，耽误了时间。

1995年北京律师体制改革，转为合伙制，本想转制后，与共事的律师大干一场;也真是大干了一场，可是与收入没有任何关系了。也不对，应该说，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参与办理原“慰安妇”及劳工对日索赔案件中，影响到我们所整体的收入了。在案件最难推动的时候，有律师找我：主任，咱们不干了吧。你带我们多接一些案子，改善一下吧。看到所里年轻人那期待的眼光，不能说对我没有影响，他们还要买房、还要供孩子上学、还要赡养老人……我心里真是觉得对不起他们，可是一想到受害者那气愤、期待的眼神，能半路放手不管吗?所里同事们虽然心有所想，但是一旦索赔案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全身心的投入。我真心的想说，对不起，我的同行们。但愿你们在这之中也有其他的收获。

记者：那家人是如何看待您做的这些事情呢?

康健：他们都很支持我，一直在背后支持我，那时候，我的儿子还在上中学，他在平日的交谈和新闻中多少知道一些索赔案的情况。男孩子，话不多，每次我去日本打官司前，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那几个字：你小心点吧。字不多，我已经很满足了。顶一下头，抱起他一下，就算是告别。到后来再去日本和儿子告别时，只能他抱起我了。

记者：那些当年受到日本鬼子摧残的妇女能够站出来揭露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一定会有很多压力，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您一定做了很多工作?

康健：这些受害的同胞之所以最终能够站出来，我们确实做了漫长而艰巨的工作，进行了一些心里疏导，最终她们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那种讨还血债、讨还公道为全体受害同胞伸冤的情感超越了一切，她们站出来是出于民族大义。

有一位大娘在法庭作证，控诉了日本鬼子当年的暴行后，她对我说：当着这么多人说出日本鬼子的暴行，憋在我心口大半辈子的气终于出来了!

从诉讼之初到现在，随着社会上对这些受害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原“慰安妇”身边的人，对受害者本人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对他们的认识也更多的趋向理解、同情。在这之前，我有强烈的感受，受害者当年遭受的伤害没有被修复，心灵上没有得到抚慰。

有些周围的人，家里的人，对她们充满着不理解，甚至是歧视。社会上，对她们也有一种歧视。这种歧视来自于几千年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来自于各个方面长期没有对她们有一个公开、公正的说法，也来自于受害者自身对事情本质的认知;使她们当年遭受的侵害未予了结，还要继续忍受不被理解的痛苦。

记者：我知道您除了打官司之外，还对那些生活特别困难的受害者给予尽可能的关怀和帮助，与这些受害者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您能举个例子吗?

康健：林阿婆是在2013年10月17日去世的。阿婆后来身体很不好了，阿婆家没有电话，她又是黎族，说话相互都要依靠翻译，我们不能直接联系，只能通过当地的一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联系，小陈很负责，经常去阿婆那里看看。

一天，陈厚志打电话告诉我，林阿婆状况很不好，要马上送医院了。小陈去林阿婆家时，看到放在阿婆床头边上的饭都发霉了。小陈说：“海南的饭不能那么放啊，当天做当天吃，那稀饭都发霉了，还在床头放着。”阿婆告诉他一个星期没吃饭了。

我一听特别着急，对小陈说，你赶快送阿婆去医院，医疗费我来想办法解决。我想到了香港的钟惠明先生(钟先生给这些受害者很多帮助，有关他的情况我在后面介绍)，我给钟先生打了电话，把林阿婆的情况向他说了，希望他能够给与帮助。钟先生当时就说行，他来负责。我让陈厚志别犹豫，马上送阿婆住医院。

第二天我再问小陈，他告诉我，住进去了，医生说是严重营养不良，已经给她输液了。阿婆已经完全不能生活自理了。我告诉小陈，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尽可能的维系阿婆的生命。钟先生捐给阿婆的钱放在了保亭县的红十字会，治疗的费用解决了。

第二天我再问小陈，他告诉我，住进去了，医生说是严重营养不良，已经给她输液了。阿婆已经完全不能生活自理了。我告诉小陈，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尽可能的维系阿婆的生命。钟先生捐给阿婆的钱放在了保亭县的红十字会，治疗的费用解决了。

回去以后没多久，阿婆就去世了。陈厚志事后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阿婆走时非常惨，身上已经骨瘦如柴，我拿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来。陈厚志给阿婆照了最后一张相，他说要把照片发给我，我没让他发，我不愿意看，我心中留下的还是第一次见阿婆时阿婆急忙梳妆的样子，还是阿婆用双手按着赤裸的双脚欲言又止的情景，还是阿婆赤脚扛着布袋飞快行走带我去看她新房的身影，耳旁还有阿婆的伙伴那头牛发出的叮当叮当声响。那几晚，我失眠了，隔着夜空我嘴里喃喃的只有两个字阿婆、阿婆……。

记者：原“慰安妇”索赔的案子已经很难了，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又参与到劳工索赔中的呢?

康健：日本律师提出想让我协助他们做劳工案的工作。因为劳工案涉及大量的调查工作，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向我提出了这个请求。由于这次到日本参加开庭及相关活动的过程中，我特别感受到这些日本律师和支援团体的成员很真诚的帮助中国的受害者，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全力以赴的来办理这个事情。我感觉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提起索赔的法律事务交给这样的日本律师办理，是可以放心的，作为中国律师我也愿意协助进行调查工作。既然“慰安妇”案的调查工作我都做了，劳工案的调查应该没有更多的问题，因此我也没有更多的犹豫，当即答应与日本律师合作参与办理劳工案。

当时日本律师将劳工名簿材料交给我，一大包资料，三大本名簿，几万人的姓名。在之后的被日本强掳劳工诉讼中，我深切的体会到这份名簿的分量。名簿中的劳工与家人生离死别;有的已惨死在日本;侥幸回国的幸存者也是带着难以治愈的创伤。从最初接过劳工名簿感觉到名簿分量的沉重，直到后来从心底转化为为劳工讨回正义和尊严所担责任的沉重。

记者：从您的讲述，我感受到了您对受害者那种发自肺腑的爱和深深的情，您总在千方百计为她们尽可能的多做点事情，但是仅靠个人的力量很多事情都做不成，“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对她们的关心和爱护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您希望社会为她们做些什么?

康健：我想说的是，各级政府不要只是在特殊需要时想到这些战争受害者，也不要光在纪念日、节日想到她们。

这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就是再穷的地方，每个月拿出点钱补贴一下她们，在生活上给她们一些照顾，应该没有问题吧。不需要像对待劳模、英雄那样大张旗鼓的慰问，只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帮扶，毕竟战争中的受害者所剩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了。但是这代表了政府的一个态度啊。

不在钱、物的多少，在于心意。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与民间的帮助毕竟是不一样的。为帮助他们发个文件吧，历史的铭记、公众的良知、政府的信誉、对受害者的抚慰……，一纸公文可以换醒多少东西啊。

记者：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您接触了那样多的受害者，那样多的案例，对那段历史一定有更深刻的理解，您怎样看待那段历史?

康健：在漫长的诉讼历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重温历史，可以警示和教育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遗憾的是，在我看到的影视作品中，几乎全部都是胜利辉煌的战争场面，我们有反抗的一面，同时也有受压迫、被奴役的一面。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全面的，烧光、杀光、抢光、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们应当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全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泯灭人性的残暴本性，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我曾经接触过一位名叫侯振海的劳工，每当说到日本鬼子的暴行，那种咬牙切齿、发自心底的愤怒的呐喊和恨到极点喷火的眼神，让人看一眼就会终身难忘，至今我没见到过哪一个演员能够演的出那样的情感!

记者：打了20多年的官司至今没有拿到胜诉的判决，您认为民间对日索赔它的历史意义是在哪里?

康健：1970年德国总理布兰特为德国历史赎罪的一跪，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他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81年过去，日本侵略者的枪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中华门城墙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南京城的不决哀嚎已随风逝去，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还在，罪行的见证者还活着。

历史不会因时空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任何倒行逆施，妄图篡改历史、否认暴行，为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翻案的丑恶行径，不仅中国人民不答应，也将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人民的谴责与唾弃。我和我的同伴，以及数百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师，与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企业就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所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打了二十多年，虽然没有胜诉的结果，但是在诉讼的过程中，以司法文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滔天罪行，这是无法更改的，这是比日本的教科书更有说服力的历史文献。日本政府不断地采用修改教科书等形式，掩盖历史真相，逃避法律责任，但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其应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记者：历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它并不因其已成为过去而失去价值，相反它始终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为人类提供历史的启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每年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既是铭记历史又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您怎样看?

康健：爱国主义是一个包含着思想、感情与行为，包含着自然、历史与文化，包含着个人、民族与国家等在内的复杂系统，爱国主义的多种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组合，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这些不同的爱国形态，由于时代条件和社会舞台的限制，在其完整度、丰满度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差别。相比之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则呈现出非常完整和全面的形态。同样是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战争灾难，韩国特别善于因势利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92年1月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一群年迈的韩国前“慰安妇”与支持者来到日本驻首尔的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要求就此做出道歉并进行赔偿，开启了韩国著名的“星期三抗议示威”，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六年了，每逢周三，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近几年，参加这种抗日示威活动还被列为韩国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抗战历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让人们在铭记历史中砥砺民族复兴的坚强信念，培育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对全社会，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生动地利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素材，激发爱国热情，不忘历史、矢志复兴，投入到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

记者：对日索赔诉讼案得到了中国律师协会的全力支持，也引起了广大律师的高度关注，律师界有何反响?

康健：由于此前的索赔诉讼在日本进行，日本国民曾多次对劳工索赔组织签名声援活动。数千名北京、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江苏、上海等地的中国律师，亦曾三次签名对劳工案的原告及律师声援，分别在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损害赔偿案二审、福冈张宝恒等为原告的劳工诉日本政府及三井矿山株式会社损害赔偿案一审阶段，及新澙张文彬等劳工诉日本政府及新澙临港集团损害赔偿案一审判决前。这些举动对原告及直接参与此案的中、日律师和日本民间支援会成员，都是莫大的鼓舞，对推动解决劳工问题，也有着积极地作用。

日本有几百名律师参与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工作，他们为了维护人权，为了正视历史，长期无偿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讨还公道，我有幸参与其中，与他们共同为谋求正义和公正而努力。

记者：日本律师界有许多人参与到诉讼案中，他们做了哪些工作?

康健：与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回避事实推卸责任的错误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百位日本律师无偿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相关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就其不法侵害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近千名日本市民组成支援会，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活动，他们中间有学者、教师、工人、职员、家庭主妇及学生等。

近二十年的索赔诉讼，原告数百人次去日本法院出庭，在2005年之前，全部的费用是由日本律师和日本支援会的成员自己捐款或向社会募捐支撑着。这还不包括日本律师和日本支援会成员为了诉讼而多次往返中日两国的费用。

为了广泛收集证据，日本律师和支援会的成员无数次去资料馆查找历史资料，去各劳工作业所现场查找线索，敦促日本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档案。经过他们不懈地努力，终于促使日本外务省在2003年7月公布了其隐藏近六十年的有关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报告书。

虽然日本相关法院对中国原“慰安妇”受害者及被奴役劳工的索赔诉讼最终均免除了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对于相关受害及加害的主要事实均予以认定。如果没有这些日本律师和日本民间支援团体的支持及帮助，很难取得这一成果。

记者：您怎样看待日本律师帮助中国人起诉日本政府这件事?

康健：虽然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没有取得胜诉判决，但诉讼的过程让我与原告及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日本民间的良知。虽然日本律师表示，他们是为了维护人权、维护历史、为了日本的名誉而做这些事。但如果日本多数政治家能有这样的立场，多一些良知，想必横亘在中日两国间的重大人权侵害的历史遗留问题早就解决了。

我对他们的尊敬并不仅仅是由于帮助了中国人诉讼，而是这些日本律师和支援会的成员勇于面对历史事实，勇于面对责任的行为，非常令人钦佩。虽然他们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并不被多数人认可，但他们仍然为实现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坚持，迄今已二十多年，这可不是光说漂亮话就行的。我认为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的脊梁。

记者：您接触最多的日本律师是大森典子，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康健：大森典子律师，是代理中国原“慰安妇”诉讼案律师团团长，是我最早接触的日本律师，也是由于回应她的提议我加入了中国“慰安妇”讼案。我与她都是女律师，交流及理解似乎更容易些。有时翻译不在，我们就通过书写来交谈。大森律师看似柔弱，但看问题很尖锐，在法庭上观点明确，据理力争，是位正直的律师。

诉讼期间，她每年都来中国与原告见面沟通，说明诉讼进展。诉讼结束后，仍坚持每年来中国，到山西盂县看望受害者。看到大娘见到大森律师后发自内心地与她拥抱的举动，我不禁想起诉讼之初，大娘们对大森等日本律师还是有些距离感的。是大森律师们的真诚感动了大娘，取得了大娘的信任。

虽然最终败诉，但大娘与大森律师及其律师团成员建立了信任及友谊。

记者：日本民间是如何对待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的?

康健：在劳工、“慰安妇”的案件诉讼期间，我们一直得到日本民间自发组成的支援团体的帮助，这些帮助是无私的、真诚的。各地的诉讼均离不开支援团体的帮助，他们与律师团和原告默契配合，为推动诉讼的进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没有日本各地支援团体的帮助，中国受害者的诉讼难以进行。虽然在相关日本法院审理的结果败诉，但诉讼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有良知的日本国民的真诚，加深了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了解，这也是事先没想到的收获。

安达女士是位国立中学教历史课的老师，她的父亲当时也曾是侵华日军，参加过攻打长沙的战役。安达女士说，她父亲至死都没有跟他们讲过当年那些事，只是在她参加“慰安妇”的诉讼后，她才慢慢知道日本兵在中国干了很多坏事。中国人管日本兵叫“日本鬼子”。原来她们还不知道“日本鬼子”是什么意思，后来她才感觉到确实是和鬼一样，做了那么多坏事。她做为历史老师，原来也不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她把这些真相告诉学生，坚定地加入了支援会的团体。

记者：打这场官司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您能举个例子吗?

康健：钟惠明先生是一位香港的商人。我认识他比较晚，只是以前听说过他很热心的资助对日索赔的一些活动，资助一些贫困地区的教育活动。

2011年我才第一次与钟惠明先生见面，初次的印象是一位很朴实的老人。他自己的生活是很简洁的，但他已经陆续捐出近千万元港币，用于西部给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还捐出几百万给劳工和“慰安妇”幸存者作为生活补贴，这对受害者心里是多大的安慰啊。但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些事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的慰安妇研究中心的展馆也是钟惠明先生捐资设立的。

近年我和劳工及遗属到香港去向三菱关联公司交涉，向日本驻港领事馆递交要求解决问题的敦促书，钟惠明先生热情的帮着安排车辆、住宿、人员，协助我们进行交涉工作。

记者：在索赔的过程中，您受到了质疑，可以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康健：2010年的4月份，信浓川和解达成的当天，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并说中国的原告接受了这个条款。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电话连线直播采访我，我答应了。

我说，原告没有一个人接受和解，这个和解是没有原告的和解。另外，这个也不是赔偿。和解条款中用的是“偿金”，是有救济色彩的。这个和解我们不能接受。

中央电视台将此就直接播出去了，当时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人说：康健要挑动民族情绪，康健在撒谎。事实就摆在那儿，我认为有必要让公众了解和解条款的内涵。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以请求权放弃为前提的“和解”——评西松.信浓川“和解”。人民网第二天就全文发了。之后又出现的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的所谓“和解”，与西松公司一样，采用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段，掩盖事实，推卸责任。

我并不否认和解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方式之一，和解也意味着有所妥协，但妥协不意味着放弃基本原则。作为责任者一方的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应当正视历史事实，承担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并赔偿，这是和解中不可妥协的基本原则。

记者：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没有解释呢?

康健：我一开始对某些人的言论很愤怒，但是后来我就不在乎了，管他呢，用行动证明，对于他们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受害者们很惨，我每一次听见痛苦的事情，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是想要为那些大爷、大娘们索回尊严、正义才做这件事的，我不需要解释什么。

记者：日本的教科书关于侵华的历史，与我们所知并不太一样，对于这一事情，您是如何看待?

康健：历史不会因时空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任何倒行逆施，妄图篡改历史、否认暴行，为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翻案的丑恶行径，不仅中国人民不答应，也将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人民的谴责与唾弃。我和我的同伴，以及数百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师，与日本政府就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赔偿的官司，打了20多年，虽然没有胜诉的结果，但是在诉讼的过程中，以司法文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滔天罪行，这是无法更改的、铁一般的事实，是比日本的教科书更有说服力的历史文献。

记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是说对站在正义方面，支持帮助的人就多，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应;对失道的人，帮助的人就少。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在这场官司中您一定有所体会?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年，有很多事情感动着我。有一次在东京开庭，正赶上下大雪，新澙到东京的高铁中断了，新澙的民间支援团体租了大巴车从新澙赶到东京坐满了法庭，她们就是要让日本政府知道——这场官司不仅中国人在关注，日本民间及世界上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同样在关注!

有几次在大街上、法院办案中，有陌生人跑过来问我：您是那个为“慰安妇”、劳工打官司的律师吗?我点点头。“我们支持你!加油!”就这样几个字，给我的鼓舞真的是巨大的。他们不单单的是支持我，他们所支持的是为维护民族尊严所做的努力。我发自心底的感激这些

给我加油的陌生人。

记者：对日索赔路漫漫，对您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对《中华儿女》海外版读者有什么话要说吗?

康健：我的感激，要送给在这近二十年的索赔过程中，对我帮助过的所有人，特别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巨大帮助的耿春梅、刘静等翻译朋友，通过她(他)们的帮助才使得中、日双方律师及原告能够顺畅的交流。我或许不可能将所有人的名字牢牢谨记，但你们的身影永远刻在我心里。那些凌晨送我到机场的司机，那些在公共场合认出我并给我打气的市民……国家逢大事，老百姓永远是中坚!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中国受害者维护尊严讨还公道的诉讼才能够往前推动，

这么多年的斗争才能够坚持下来。这也说明，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人、日本人关注，在海外的华人也是很关注的，所有遭受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祸害的国家的国民都是很关注的。这么惨烈的历史要有一个公正的处理，对直接的受害者来说，要有一个公正交代，要给中国人一个说法。事实一再的证明，不管是加害国也好，受害国也好，再含糊其辞，自欺欺人，对中国国民、对日本国民，对受日本军国主义欺辱的各国国民都是不负责任的。

编后：康健23年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正义行为不仅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广大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的支持，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公道自在人心，心中有正义是慈悲、是爱;

康健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爱，生动地体现在她为之奋斗的事业中的每一言、每一行，深深地感动、感染着她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这种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爱有源头情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