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已经去世100年了，但他对现代性的深刻分析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对冲突和宗教的看法很有现实性。

主笔／薛巍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回归具体

德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哲学家乔治·齐美尔1918年9月28日因肝癌去世，当时他刚刚60岁，因为兴趣广泛且学术著作不成体系，他直到56岁才当上正教授。齐美尔非常高产，写了20本书，300多篇随笔，全集共24卷。他的兴趣包括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美学、文化分析、文学和艺术。德国学者加塞特说，齐美尔就像一只哲学松鼠，从一个坚果跳到另一个坚果，每一只都不会吃很多，主要关心的是表现其绝妙的运动，享受其优美的跳跃姿势。

齐美尔没有创建出自己的学派，也没有直系弟子，但影响了很多人。他在日记中说：“我知道我死后不会有学术上的继承人。我的遗产会像现金一样，分配给多个继承人，每个都会按照他们的本性来使用这些钱，别人还看不出他们承蒙于这一遗产。”哈贝马斯说：“齐美尔对时尚的讨论不同于本雅明。但正是他把时尚跟现代性联系了起来；他启发了本雅明去观察刺激的泛滥、接触的密度和都市体验空间的加速运动；他改变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观察模式、写作主题和写作风格。”

哈贝马斯认为，齐美尔迟迟没有获得德国学术界的承认，是因为他独特的心智：他能敏锐地感知到他的时代有趣的东西、美学上的创新、都市人生态度方向的变化和性情的转变，感知到不可见的、分散的、变化无常的日常现象。“对他来说，时代精神之膜是敞开着的。他家的常客不是大学里的同事，而是作家和艺术家。他跟诗人里尔克、雕塑家罗丹、韦伯、柏格森建立了知性的关系。卢克奇、布洛赫等年轻人参加他的私人讨论会。报纸都会报道他主讲的公开讲座。齐美尔是最早把哲学转向具体对象的人，他会思考桥与门体现的人类精神的基本特征。”

齐美尔许多最有洞见的作品是用随笔的形式写的，所以他的学术地位不像马克斯·韦伯、涂尔干那样无可争议，但他的著作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社会的个人体验。比如他的“进餐社会学”研究：“与早期每个人都直接用碗来盛吃东西相比，盘子是个性化的形象。它告诉人们，这一份只是分给一个人吃的，盘子圆形就是这种象征。圆弧是最边上的线，表示所有的内容都集中在里面。而碗就不一样了，碗可能是方形的或椭圆形的……盘子象征着一种制度，规定根据一个人的需要从一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一份给他，但又不允许他超越一定的界限。这样，盘子又把这象征性的个性主义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形式上的共同性：一桌上的盘子还必须成套。”

德国社会学家霍斯特·海勒说：“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社会学家都在准备纪念齐美尔去世100周年。齐美尔的社会学能够让世界变得更有意义、更和平。”他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齐美尔在他关于竞争的讲座中说，社会变化依赖于冲突，因此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完全没有冲突的永久和平，或者激烈的冲突，而应该是不同类型的冲突之间选择，选择最人道、最先进的冲突，从宣称对方是错的变成宣称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其次，在《陌生人》一文中，齐美尔分析了“漫游”这一概念，指出迁徙自由会带来相对于固定在给定地点的优势，陌生人将两种状态融于一身，既能自由漫游，又固定于一个地点。他还指出，在许多古代文化中，外国访客的一些权利受法律保护，主人如果对他们热情好客，既能学到新技术，又能了解以前不熟悉的生活方式。文化悲剧

齐美尔被认为是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他的社会学体系被称为形式社会学。他研究了支配各种社会关系的形式。他认为有三种最普遍、最重要的形式：艺术、宗教和学术，它们使人类能够把握和重建整个宇宙。对形式的研究又延伸到人类组织其行为的各种类型和角色（如陌生人、探险者、守财奴、妓女），考察各种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如时尚、都市和性。

齐美尔研究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是如何可能的？社会由许多个体组成，这些个体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和关切，不太注意他人的利益（除了朋友和熟人）。但这些个体的行为的结果却是稳定的、有组织的、基本上是可预测的。因此，齐美尔想解释其稳定性。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然是如何可能的？他的解答是，自然是人类这一观察者把它统一起来的，是人类用头脑中的各种概念把自然的碎片聚到一起，构成了有序的、可以预测的整体。齐美尔指出，社会的统一性不需要依赖外在的观察者。相反，社会的统一性依赖于其所有成员积极的参与。社会组织不是计划或者少数精英密谋的结果。因此，官僚系统是一种很不典型的社会组织。齐美尔认为，构成社会的元素（人类）是有意识的、有创造力的存在。人类希望社会有序、稳定，甚至是预先注定的，就好像社会是专门为他们而造的。另外，人类在形成社会关系时，有着各种技巧和概念，使他们能够在这些情况下发现和建立一致性。人类就这样持续努力地创建和维持至少是表面上的秩序。

人类一般都清楚支配其社会关系和行为的规则和传统习惯。他以下棋为例。对不熟悉规则的人来说，棋手的走法很神秘。虽然看上去很协调、很精心，但没有意义。对棋手来说，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在根据对一套规则的共同认可，应对其对手的行为。棋手都能预期和解释对手的做法。

在齐美尔看来，人类在他们自己居住和创造的社会中不一定会过得很舒适。他论述了文化的悲剧：人类的活动最初是主观的，充满个体赋予它们的意向和意义。但在赋予这些活动公共意义之后，主观性活动变成了固化的客体。人类行为的结果、从农业到经济、艺术等各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动力和逻辑。人类行为的成果开始对抗和约束人类。他在《陌生人》一文中说，在激情的第一阶段，对情人来说，情欲关系是独特的、主观的。“一种以前没有过的爱情。”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关系越来越例行公事、乏味。二者开始疏远，不再显得那么独一无二。双方都意识到，其他别的个体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同样的意义。独一无二的、命定的、充满激情的关系只是一种偶然。在现实中，所有人都担心自己是可以被替代的，不论是在合同关系中，还是在亲密关系中。在齐美尔看来，我们作为社会存在，有其角色，我们给这些关系注入了意义和主观性，但最终我们都是碎片，是一个受到文化的限度约束的角色。

齐美尔想找出一个机制，来解释客观文化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货币这一媒介。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起源。在审美层次上，货币也是现代性的象征。它的压倒一切的分化威力把所有的东西，包括人本身都化约成为碎片。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市场推动了社会分工，从而提高了文化的复杂性。

有人说，齐美尔《货币哲学》中的一些段落读起来就像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经济学讨论翻译成心理学的语言。比如：“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