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已经去世100年了,但他对现代性的深刻分析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对冲突和宗教的看法很有现实性。
主笔/薛巍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回归具体
德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哲学家乔治·齐美尔1918年9月28日因肝癌去世,当时他刚刚60岁,因为兴趣广泛且学术著作不成体系,他直到56岁才当上正教授。齐美尔非常高产,写了20本书,300多篇随笔,全集共24卷。他的兴趣包括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美学、文化分析、文学和艺术。德国学者加塞特说,齐美尔就像一只哲学松鼠,从一个坚果跳到另一个坚果,每一只都不会吃很多,主要关心的是表现其绝妙的运动,享受其优美的跳跃姿势。
齐美尔没有创建出自己的学派,也没有直系弟子,但影响了很多人。他在日记中说:“我知道我死后不会有学术上的继承人。我的遗产会像现金一样,分配给多个继承人,每个都会按照他们的本性来使用这些钱,别人还看不出他们承蒙于这一遗产。”哈贝马斯说:“齐美尔对时尚的讨论不同于本雅明。但正是他把时尚跟现代性联系了起来;他启发了本雅明去观察刺激的泛滥、接触的密度和都市体验空间的加速运动;他改变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观察模式、写作主题和写作风格。”
哈贝马斯认为,齐美尔迟迟没有获得德国学术界的承认,是因为他独特的心智:他能敏锐地感知到他的时代有趣的东西、美学上的创新、都市人生态度方向的变化和性情的转变,感知到不可见的、分散的、变化无常的日常现象。“对他来说,时代精神之膜是敞开着的。他家的常客不是大学里的同事,而是作家和艺术家。他跟诗人里尔克、雕塑家罗丹、韦伯、柏格森建立了知性的关系。卢克奇、布洛赫等年轻人参加他的私人讨论会。报纸都会报道他主讲的公开讲座。齐美尔是最早把哲学转向具体对象的人,他会思考桥与门体现的人类精神的基本特征。”
齐美尔许多最有洞见的作品是用随笔的形式写的,所以他的学术地位不像马克斯·韦伯、涂尔干那样无可争议,但他的著作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社会的个人体验。比如他的“进餐社会学”研究:“与早期每个人都直接用碗来盛吃东西相比,盘子是个性化的形象。它告诉人们,这一份只是分给一个人吃的,盘子圆形就是这种象征。圆弧是最边上的线,表示所有的内容都集中在里面。而碗就不一样了,碗可能是方形的或椭圆形的……盘子象征着一种制度,规定根据一个人的需要从一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一份给他,但又不允许他超越一定的界限。这样,盘子又把这象征性的个性主义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形式上的共同性:一桌上的盘子还必须成套。”
德国社会学家霍斯特·海勒说:“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社会学家都在准备纪念齐美尔去世100周年。齐美尔的社会学能够让世界变得更有意义、更和平。”他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齐美尔在他关于竞争的讲座中说,社会变化依赖于冲突,因此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完全没有冲突的永久和平,或者激烈的冲突,而应该是不同类型的冲突之间选择,选择最人道、最先进的冲突,从宣称对方是错的变成宣称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其次,在《陌生人》一文中,齐美尔分析了“漫游”这一概念,指出迁徙自由会带来相对于固定在给定地点的优势,陌生人将两种状态融于一身,既能自由漫游,又固定于一个地点。他还指出,在许多古代文化中,外国访客的一些权利受法律保护,主人如果对他们热情好客,既能学到新技术,又能了解以前不熟悉的生活方式。文化悲剧
齐美尔被认为是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他的社会学体系被称为形式社会学。他研究了支配各种社会关系的形式。他认为有三种最普遍、最重要的形式:艺术、宗教和学术,它们使人类能够把握和重建整个宇宙。对形式的研究又延伸到人类组织其行为的各种类型和角色(如陌生人、探险者、守财奴、妓女),考察各种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如时尚、都市和性。
齐美尔研究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是如何可能的?社会由许多个体组成,这些个体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和关切,不太注意他人的利益(除了朋友和熟人)。但这些个体的行为的结果却是稳定的、有组织的、基本上是可预测的。因此,齐美尔想解释其稳定性。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然是如何可能的?他的解答是,自然是人类这一观察者把它统一起来的,是人类用头脑中的各种概念把自然的碎片聚到一起,构成了有序的、可以预测的整体。齐美尔指出,社会的统一性不需要依赖外在的观察者。相反,社会的统一性依赖于其所有成员积极的参与。社会组织不是计划或者少数精英密谋的结果。因此,官僚系统是一种很不典型的社会组织。齐美尔认为,构成社会的元素(人类)是有意识的、有创造力的存在。人类希望社会有序、稳定,甚至是预先注定的,就好像社会是专门为他们而造的。另外,人类在形成社会关系时,有着各种技巧和概念,使他们能够在这些情况下发现和建立一致性。人类就这样持续努力地创建和维持至少是表面上的秩序。
人类一般都清楚支配其社会关系和行为的规则和传统习惯。他以下棋为例。对不熟悉规则的人来说,棋手的走法很神秘。虽然看上去很协调、很精心,但没有意义。对棋手来说,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在根据对一套规则的共同认可,应对其对手的行为。棋手都能预期和解释对手的做法。
在齐美尔看来,人类在他们自己居住和创造的社会中不一定会过得很舒适。他论述了文化的悲剧:人类的活动最初是主观的,充满个体赋予它们的意向和意义。但在赋予这些活动公共意义之后,主观性活动变成了固化的客体。人类行为的结果、从农业到经济、艺术等各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动力和逻辑。人类行为的成果开始对抗和约束人类。他在《陌生人》一文中说,在激情的第一阶段,对情人来说,情欲关系是独特的、主观的。“一种以前没有过的爱情。”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关系越来越例行公事、乏味。二者开始疏远,不再显得那么独一无二。双方都意识到,其他别的个体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同样的意义。独一无二的、命定的、充满激情的关系只是一种偶然。在现实中,所有人都担心自己是可以被替代的,不论是在合同关系中,还是在亲密关系中。在齐美尔看来,我们作为社会存在,有其角色,我们给这些关系注入了意义和主观性,但最终我们都是碎片,是一个受到文化的限度约束的角色。
齐美尔想找出一个机制,来解释客观文化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货币这一媒介。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起源。在审美层次上,货币也是现代性的象征。它的压倒一切的分化威力把所有的东西,包括人本身都化约成为碎片。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市场推动了社会分工,从而提高了文化的复杂性。
有人说,齐美尔《货币哲学》中的一些段落读起来就像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经济学讨论翻译成心理学的语言。比如:“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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