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9日为著名作家宗璞举办90寿宴活动，亲朋欢聚一堂。本版刊发资中筠先生参加寿宴后完成的近作，庆贺宗璞90大寿及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出版。并配发陈乐民、资中筠先生20多年前的一篇书评，向读者朋友引荐《野葫芦引》。正像资先生所言，宗璞以衰病之躯断续写作十几年，完成巨著，为时代立言，为民族精华立传。

震撼

宗璞今年90整了！惊回首，我与她相识、相交已整整70年。9月9日，参加了她的祝寿庆典，这是一次形式上别开生面，实质上意义非凡的寿宴。

这次活动由宗璞好友名作家张抗抗主持。共有5桌，以“界”分：1桌，作家和文学；2桌，同学同事；3桌，音乐（宗璞已故夫君蔡仲德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4、5桌，家人、亲戚。我被排在“同学桌”，紧挨着宗璞。这一桌主要是她西南联大附中和清华的同学，还有原社科院外文所英美文学专家朱红。可以想见，在座者都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连互相交谈都要大声嚷嚷，除宗璞外，还有一人也坐轮椅。另外几桌却是老中青都有，还包括几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气氛比较活跃。

除了与会者踊跃发言外，还有余兴，蔡仲德专攻音乐美学，生前深得师生爱戴，学院的领导和几代学生都来祝贺。开头由已届耄耋之年的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曾是蔡仲德“患难之交”的陈自明老先生演奏小提琴《圣母颂》与《送别》，然后蔡老师的“徒子徒孙”们陆续为师母演奏乐器和唱歌。最后是程乾女士带着宗璞的外孙亮亮小朋友一同

唱黄自的《本事》：“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这是宗璞点的她最爱的歌，也是当年我们在清华时女同学之间最爱唱的歌之一，在这场合听到，唤起了多少美好的记忆……

可以想见，作为寿星，收到不少鲜花和有意义的礼物。但是我认为最重头，意义最重大的，是她送给自己的大礼，就是终于完成了《北归记》，圆满结束了煌煌四卷的《野葫芦引》。我有幸先睹完整的全书，包括末卷《接引葫芦》，这几天胸中感触汹涌澎湃，就是带着这种心情赴会，这些感触就成为我的祝寿词。

已经多少年没有看书落泪了，看《北归记》《末卷》却看得涕泗滂沱。第一个感觉是震撼，没有想到宗璞多年来疾病缠身，以衰病之躯断断续续写了十年，竟然有这样集中爆发的力度，有这样充沛的感情。一路读来，感受到作者心中的热血，与年龄和体力不相称。书中众多鲜活的人物已伴随着四卷走过悠长的人生，经历了时代的跌宕起伏。宗璞向来主张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事物，这些人物、情景正是她最熟悉、体验最深刻的。作者笔底春秋，自有自己的褒贬，前几集中有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已经交代过。这一集留下的大多数人物劫后余生，更有共患难之谊。看得出作者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景仰，有柔情，有欣赏，还有对幼小者的宠爱。但是却毫不留情，没有给他们以比现实应有的、更好的遭遇和下场。是很残酷，但很真实。

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我读时感觉这些人和事都那么熟悉，对他们的哀乐感同身受。小说当然是非纪实的，最忌以真人对号入座。而各种类型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宗璞说她像一只工蜂，在众多的人物身上采蜜，然后糅在一起。这也正符合文学理论中的“典型（type）”，是典型情景中的典型人物。

圆满

这部书共四《记》：《南渡》《东藏》《西征》《北归》。背景是抗战八年从开始到结束，北京各大学迁校、复校的历史。这段历史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其中人物的经历艰苦卓绝，宗璞写作过程也备尝艰辛。第一部《南渡记》初版于1988年；《东藏记》初版于2001年，隔了12年，其间经历了丧父之痛。此书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四卷中，只有《西征记》所要写的复杂、艰苦卓绝的战争是宗璞自己没有直接经历过的，尽管她已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但是为获得感性的体验，她还是不辞劳苦，深入当年滇西战场的路线，采访幸存者、知情者，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这就是一名严肃的作家的写作态度，尽管已名满天下，尽管已属于“老弱病残”，但对深入生活这一信条和文字的讲究同样一丝不苟，是对读者，也是对自己负责。

2009年出版《西征记》，其间又经历丧夫之痛。比宗璞小九岁而且原来体格健壮的蔡仲德君走得这么早，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对宗璞打击特别大。宗璞为《西征记》体验生活，仲德还曾陪同她到云南沿当年远征军经过的道路一行，可惜他没有见到书的出版。

此后，本来体弱多病的宗璞健康日益下降，而且目力减退，发表“听书记”一文，从此与乃父冯友兰先生晚年一样，靠听读，写作也只能口授。各种身体不适日益加剧，使得一天能够打起精神与人交流的时间日益缩短，更不用说集中用脑工作了。加之近年来每年还要住几次医院。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第四卷写完了，离前一卷出版又是12年。从第一卷问世算起，历时30载——从60岁写到90岁，“十年磨一剑”云云，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在此期间，她也还有其他短文见诸报刊。

坦率地说，我一直担心她有生之年完不成这部巨著。她自己精力时间已经有限，但是还总是要分心冯老先生的事。生前无微不至的生活照顾，以及种种交往、琐事的操心、代劳；冯先生身后还陆续有遗著出版的事务，还要为一些议论而生气、烦恼。我曾说她是京城第一大孝女，经常劝她，来日无多，最重要的是要完成这部巨著，以各种主客观条件论，在文学界写此题材，还在世的，不作第二人想，“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仲德生前也同意我的意见，一起劝她。不论如何，现在终于功德圆满，连我都松了一口气。

整个四卷（加末卷）涵盖的年代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到80年代上半叶，在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经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两代乃至三代读书人的事业、生活、亲情、友情、爱情，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贯穿始终的是对这片土地的刻骨铭心的大爱，主动或被动地与国家民族同甘苦。老中青几代读书人身上折射出传统的“士”与现代精神相融合，其中包括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和本能的是非感、正义感。人物是虚拟的，大背景的时代却是真实的，不容虚拟。因此，无论对某个人物多么崇敬或深爱，作者也没有为他安排脱离现实的美好命运，也没有按读者的企盼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无论多么向往光明，也不能无视黑暗，或者指鹿为马地把黑暗解释为另一种光明。这种对现实的忠实，与马克思曾评论巴尔扎克为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不谋而合。不过宗璞不是悲观主义者。她曾说：我们奋斗多年，走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是毕竟不是在原地，是上升了一步，可以说是螺旋式上升。本书还是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书中幸存的人看到了希望。

史诗

在当代作家中，宗璞的文字修养是一大特色。她曾对我说，第四卷不够精彩，因为目力不济，是口授而成的，终归不如自己一字一字写下来。我也有此思想准备。但是捧读之下，发现文字还是有宗璞特色的精致、优美，并没有想象中可能出现的粗放。这十几年来，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体力衰退，近年来住医院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总担心她写不完第四卷，经常催她集中有限的精力完成此事，不要为其他事分心。现在喜见其完成，更加惊喜的是还有如此的力度和一丝不苟的精到。有的人正当盛年，身强力壮，却精神空虚，而宗璞正相反，在衰弱的躯体中有无比顽强的精神和丰富的感情。肉体与灵魂的反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叹。

这部大作波澜壮阔，为时代立言，为民族精华立传。首先跳入我脑海的是“史诗”。我曾再三斟酌，称之为史诗是否因个人感情而有过誉之嫌，最终还是认为客观地说，确实称得上史诗，并非溢美之词。一个作家，有这样一部巨作传世，可以无憾了。

当然，宗璞也有幸运之处，从生活到工作得到许多照顾和帮助。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这套书的责编杨柳女士，从第一卷《南渡记》的再版开始，近三十年来一直跟踪到终卷。作者写得辛苦，可以想见编辑有多辛苦。可以说，杨柳从青年到中年，把青春年华的一部分献给了这部书。在方今人事变动频繁、人心浮动的时代，编辑与作者建立这样的关系，对写作跨度如此长的一套书不离不弃，精心配合，也算奇事一桩。杨柳当然出席了庆寿盛会，并讲了话。我相信她对这套书一定不仅仅是出于职责所在，而是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有这样一位编辑，是作者之幸，而有这样的传世之作为工作的成果也是编辑之幸。这应该是出版界的一段佳话。

这次盛会是宗璞的女儿小钰（大名冯珏）精心策划操办的。小钰是IT业界少有的女性精英，办这样一场活动，忙前忙后，也显示出组织能力。尽管她跳出了冯家的文史界，完全属于另一个圈子，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但是继承了冯家的家族观念，以及“孝”的传统，宗璞晚年有靠，生活可以无虞。

最后多余的话：没有《野葫芦引》，宗璞也早已无愧于当代名作家之声望；有了这部长篇著作，分量又不一样了。我渴望早日与广大读者分享读到完整全书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