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了，在北京搬过这么多次家，窗外的风景在变，这个城市也在变，过去住的地方，有的楼早已荡然无存。但是那些记忆没有变，房子可以消失，而老邻居们之间的感情不会断。

第一次乔迁 月租1.2元，在单位家具库选家具

说到乔迁，得从五十年前说起。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和男朋友（现在的老伴）在机关食堂吃完中午饭下楼，在楼梯上碰到我们处的邓大姐，不得不介绍我的男朋友，“嗨，你还真能保密，我正在想给你介绍一个呢……”

第二天邓大姐走进办公室，看到没有别人，就问我：“你也不小了，既然有了男朋友，为什么不结婚？”

“我正要向您请教呢，结婚得有房子呀，要房子是不是特别麻烦？”

“不麻烦，你等着，我去行政处看看。”

第二天，行政处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找我，要我去拿钥匙看房。赵科长说：“十一号楼五门五层二号是两居室，你随便挑一室吧。每月房租大间1.5元，小间1.2元，然后到家具库找小王领家具。”

我立马跑到十一号楼，五层是顶层，二号是中间的一套，两个房间都朝南，厨房也朝南。东间十三平方米，西间虽然十一平方米，但有壁柜，放衣服被褥足够了。我决定选西间。

我把要到房子的消息告诉了男朋友，我们商定六月二十四日结婚。我想了一下，两条被里被面要换新的，再买一条床单、一对枕套、一对枕巾就行了。我三哥送我一条缎子被面，一直没舍得用，还得买一条被面两条被里。就在发愁从哪里弄这么多布票的时候，接到我三嫂一个保价信封，是两条被里的布票。

提前一周，我去单位的家具库选家具。房间里只能放一个双人床，一个三屉桌，两把椅子，再没有多少地了。小王帮我把这几件家具送到家，突然想起库里有个小碗橱可以放在厨房门口，新邻居来了可以合用，一家用一层。就跟着小王回去，又把那个小碗橱搬回来，放在那儿正合适。一切齐备，一个家庭即将诞生，心里很是满足。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这个普通的星期六就是定我终身的“大喜”日子。我的新郎十点多钟才到家，进门第一件事是洗他的的确良短袖衬衫，接着把塑料凉鞋后跟裂开的口子粘好，下午婚礼时好穿。

我的婚礼在档案处最大的一间办公室举行，一切由杨大姐安排，我只要去买一斤茶叶、五斤糖果就行了。办公厅各处、室都来人参加，由秘书处的郑文荣秘书（人称郑教授）主持婚礼。大家带来的礼物有洗脸盆、暖水瓶、凉水瓶、杯子等，最多的是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像章，还有人称书法家的杨宪卿秘书用大红纸书写的毛主席的词《卜算子·咏梅》。

婚礼热热闹闹结束了，杨大姐把剩下的糖果茶叶收到三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给我们带回家接待同学朋友，并亲自把我们送到新房。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乔迁。

邻居来了 她做什么菜我就跟着做什么菜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的新邻居搬进来了，原来是我们供应分配局的周玉珍夫妇。其实她结婚比我还早两个多月，因为她腰肌劳损严重，婚礼后马上要到小汤山疗养，就没申请房子，直接去了疗养院，还省了房租。

他们进来，对我来说没什么大的影响，就是厨房多了一套炉灶。每家都只有一个煮饭锅一个炒菜锅，都放在自己的炉灶上，谁也碍不着谁。厨房门口的那个小碗橱，我赶紧腾出上层给她用，她说什么也不用，借口说腰疼，弯不下腰，不方便。

做饭做菜我本来什么都不会，我的烹饪是从做玉米面粥起步的。她来了太好了，她做什么菜我就跟着做什么菜，连什么时候放盐都是照着她做。过了一段时间我竟然能自己做红烧鱼了，直到现在还是沿用她教我的做法。

她爱人（那时都这么叫）在东郊开关厂上班，我们那口子（那时这样称呼也普遍）在南苑上班，每周六回来一次，平时的午饭基本上我们俩一起吃。中午一下班她回家炒菜做汤，我去食堂买馒头或烙饼、包子。有时连菜也不用炒，做汤就行了。她是东北人，爱吃小葱蘸大酱，我也跟着吃得有滋有味的。

她爱人也是个很好的人，非常有亲和力，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就愿意和他说说，他总能给你分析得头头是道，就连我们两口子发生了矛盾也是他来调解，当然多数是批评我，有时也没深没浅地说他几句，他也就没脾气了。有了她（他）们相伴，那段日子真是享受。

第二次乔迁 打扫一下卫生就搬进来了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就要生孩子了。我母亲来照顾我月子，这十一平方米怎么也住不下老少三代四口人。我去找了行政处，处长说，没什么好说的，给你换房子吧，三天以后来听消息。

第二天，小陆就来给我送钥匙，是九号楼三门二层，18平方米。这套房的另一间住着一家四口，女主人是我们玻璃陶瓷的祁宝敏，因为没有业务关系，并不认识，但后来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关照我，告诉我好多育儿知识。看到我开着窗户就盖着一条床单，她批评我：“这哪像坐月子？着了凉有你后悔的，赶紧换薄被。”

我生孩子以后得了乳腺炎，第七天就跑到人民医院看中医，给我开的药中有两味外购药，我去了附近的白塔寺药店，没买到。我回来把药方交给孩子爸爸，他说：“你买不到让我去哪儿买？”祁宝敏听到了，很不满意，跟他说：“你可以骑上自行车满城找，你不去，她还在大月子里，难道让她满城跑吗？”他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去买药。我心里好感动，有一种亲情的感觉。

我们打扫了一下卫生就搬进来了。房内拉了一道布帘，靠窗给我母亲隔出一个单人床的位置，我们三口一张双人床。尽管这样，也觉得宽敞了不少，房内有了一大块地，厨房、厕所、走廊都比十一号楼大，觉得舒服多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次乔迁。

到了一九六九年，我儿子刚刚一岁，根据中央一号命令，机关生产班子就留了六十来人，其他人都到五七干校，国庆节前必须离开北京。

我们去干校的每人发给一个箱子，我的东西都装箱运往干校，孩子他爸的东西都搬到他住的单身宿舍，我儿子的东西装了一个大旅行袋，跟孩子一起送回河北老家，让七十岁的老妈帮我带孩子。据说中央的精神是让我们到干校安家落户，房子当然不必留着了，九号楼的那间房子交给单位，我的家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下放到广东英德干校，后来又搬到河南驻马店干校两年多。人们都希望早点回北京，但又不能说，对回北京这件事十分敏感。

一九七二年三月，被称作“五朵金花”之一的我回北京了。回来时在邯郸下车，在家住了两天，带着儿子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第三次乔迁 给我派这么个大卡车，不好意思

孩子睡在怀里，我在想，要回家了，可是家在哪里？孩子他爸一九七〇年去山西岢岚卫星发射基地出差时发生了车祸，差一点儿没了命，出院以后一直在小汤山疗养，第二年夏天又到兴城海军疗养院疗养。我带着孩子到了北京在哪儿落脚？

心里酸酸的，两行热泪滴在了儿子脸上。儿子醒了，用他的小手摸我的脸，给我擦泪。我抱起儿子跑到车厢连接处，让眼泪痛痛快快流了个够。回到座位上，还是纠结该投奔谁？原来计划先到我的同事杨大姐家住下，想来想去，她老头被造反派从楼梯上推下去，一条腿骨折，生活不能自理，还有两个傻女儿，我不能再去给她添麻烦。最后决定还是去投奔我的一个同学。

下车后没人接，我背着两个旅行袋，拉着孩子的手出了站，乘无轨电车102路一直坐到百万庄下车，熟门熟路敲开了我同学的家门。见到她就是见到了亲人，一句话没说已经泪流满面。一下把我同学吓傻了，她以为孩子爸出了意外。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了行政组（原来的司局都叫组，处也叫组，就是大组套小组）。管事的人姓张，我自报家门，张说知道知道，早就通知了，房子也为你准备好了，你先住在甲3楼，等腾出房子再给你调。

机关大院甲3、甲4两栋三层小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给苏联专家建的，一个规格，每套房都是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和一个大客厅，给我的是甲3楼二层的一间房。我就手从行政组借了打扫卫生的工具，立马去打扫房间，并请求组里派人下午去南苑帮我搬家。

因为就一个房间，很快就打扫完了。我直接到南苑打开孩子爸住的集体宿舍，把要搬走的东西收拾好，找地方吃了午饭，就等着车来了。

车来了，还派了一位我熟悉的女同志来帮我搬家。他们一看，就两个铺盖卷儿用床单包着，一个大洗衣盆里装着锅碗瓢盆，再就是笤帚、簸箕、拖布等。

他们说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给我派这么个大卡车，不好意思。

我把孩子接过来，当天晚上就住在了自己的家里。我又有了自己的家！

住进来以后，客厅、厨房、厕所两家共用。两家人吃饭自然都在客厅，一南一北两张饭桌，我们经常吃着饭和邻居聊天，做了什么新鲜菜还会给邻居品尝。两家和睦相处，和前面两家邻居一样，互相照应，从未有过什么不愉快。这应该算我们的第三次乔迁吧。

第四次乔迁 粉刷了一天房子，半夜进医院待产

一九七二年我要生女儿的时候，是我表妹来照顾我月子，甲3楼实在没法住。我又打报告申请调整房子。这时部队军管人员基本都撤走了，房子腾出了很多。听说之前我们走了以后，空出来的房子都给他们住了，有的把农村的老婆孩子接过来，一家一家都搬进了我们的建工部（现在的建设部）大院。他们走了，我们又回来了，给了我八号楼一层的一个套间（两间房）。八号楼大家都叫它“筒子楼”，一个门里一条走廊，两边六间房。后来建工部的周工程师一家、建筑出版社的彭总编一家先后搬了进来，我们三家住在了一个“筒子”里。

这栋楼和其他人员住过的楼一样，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墙上乱涂乱画，屋子里到处都是风干的大便。那时没有谁家装修房子的，但如果不彻底清理粉刷根本没法住。我粉刷了一天房子，半夜就进了医院待产，女儿第二天凌晨出生。

我们在这么个“筒子”里住了十二年，三家关系十分融洽。周家首先有了一台九寸黑白电视机，每天电影或电视开始的时候，周家阿婆就会站在走廊喊一声：“开始了！”我们三家的孩子大人就带着方凳、小板凳过去，这间屋子能坐人的地方都是人，鸦雀无声地看到结束。我和孩子他爸的工作都无法避免出差，有时还赶上两人同时出差，孩子由我母亲照顾，但我母亲是晚清时代的小脚女人，不能去买菜，周阿婆就帮着带菜。而我帮周家换液化气也是常事。还有其他许多事，三家都会互相帮忙。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次乔迁。

儿子得了肺结核，还在传染期，我们必须离开

一九八三年我儿子得了肺结核，还在传染期，我们必须离开，以免传染邻居的五个孩子。可是换房子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首先正式打了一个“关于申请调整住房的报告”，详细说明目前的困难，我儿子什么时间得的病，医院的诊断书，邻居家的五个孩子的出生年月等等。报告送出去快一个月了没有消息，我开始不断去找，总是说没有房源。我要求再给我一间平房也行，我儿子出院后我带他出去住，也说解决不了。

当时行政组的领导姓马，原来就是我们计划司管行政的处长，我们都叫他马头儿。我的处长、司长都去找过他，他说确实没房子。有一天在厕所碰上管房子的一位女同志，只是认识，并不熟悉，她告诉我一个内部消息，局里刚提拔了一位副局长，给了他一套房子，在木樨地，是顶层，他不要，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提拔怕别人说他搞特殊。因为当初在这个楼买的二十几套房是给离休的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这位刚刚提升的副局长有顾虑是有可能的。我也有顾虑，因为不够条件。但我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努力争取。不敢到办公室去找，晚上找到马头儿家里，我说实在没有办法才到家来打扰，远点儿的，别人不愿意去的可以去，人家不想住了或者已经分配的房子有不想要的，我都要。

马头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我说，没有，但我不相信我们这么多房子，就倒腾不出一间房。难道我的要求高吗？

“你以为你不来找，我们就抛到脑后没事了？这不是一直在想办法么，你再耐心等些日子，问题会解决的。”

“我知道领导不会不管我，我着急的是孩子出院后我没法面对那两家人。”

“你不用着急，今天就给你一个不确定的承诺，你的问题会解决的。你要知道，现在不比前些年，大家都在盯着房子，不光是有没有房子的问题，还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

“我知道领导的难处，太不容易了，真诚感谢领导的关心。”

我觉得有点儿希望了，那种心急如焚的情绪有所缓解。大约一周以后，在办公楼门口碰上马头儿，他说：“正要找你呢，经反复研究，只能把木樨地那套房子给你，你去找小陆要钥匙吧，不要张扬。”我说：“谢谢！谢谢！”高兴得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第二天我的老处长陪我去看了房子，一下惊呆了，这栋楼就像建在花园里，环境非常美。到房间一看，太开阔了，至少能看到四分之三个北京城。我们俩高兴得跳了起来，老处长说：“因祸得福了。”

第五次乔迁和第六次乔迁

我要准备搬家了，用了一个礼拜时间收拾东西，每天累得半死。我们处的两位年轻同志帮我打扫卫生，搬家那天她们也来帮忙，还有我同学两口子。我第一次找了搬家公司，这一天是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这是我们第五次乔迁。

后来，孩子他爸的单位也给了房子。他们单位在玉海园买了两栋楼，他分到了一套，那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这是我们的第六次乔迁。

五十多年了，在北京搬过这么多次家，窗外的风景在变，这个城市也在变，过去住的地方，有的楼早已荡然无存。但是那些记忆没有变，房子可以消失，而老邻居们之间的感情不会断。还有那些在我们家面临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同事，让我深深地感激——他们是按原则办事，但心里也是真的为我着想。社会在变，但我希望人和人之间的这份真不要变。 供图/李容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