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绛紫色中山装背后的新闻出版史:“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摘要:为新闻出版史研究留存珍贵史料

今年是上海韬奋纪念馆开馆60周年,正在思南书局展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韬奋纪念馆开馆60周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日前,在“情系韬奋纪念馆——老三联后人捐赠仪式”上,徐伯昕穿过的中山装,韬奋纪念馆建馆、复馆档案资料,首任馆长毕云程为建馆致戈宝权信札,《上海出版工作》(1957年)等一批“老三联”珍贵物品及档案资料温暖“回家”。

“老三联”是对曾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工作过的出版前辈的统称,他们以笔为枪,追求真理,启迪民智,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进步新闻出版业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青春和生命,在中国的文化抗战历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韬奋纪念馆的建立与“老三联人”密不可分,胡愈之、徐伯昕、邵公文及范长江、沈粹缜等为了建馆积极呼吁、尽心操办。筹委会及办公室人员里有金仲华、汤季宏、方学武等“老三联人”,参加筹备工作的第一任馆长毕云程和后任副馆长袁信之都是“老三联人”。建馆时的馆藏大多数来自于“老三联人”保存的生活书店的档案及“韬奋图书馆”馆藏图书,如生活出版合作社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等。“可以说,没有‘老三联人’,也就没有韬奋纪念馆。”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感慨。

在韬奋纪念馆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老三联人”支持,并不断得到“老三联人”的捐赠,如徐伯昕捐赠了“生活周刊实销十五万五仟份证书”、“生活书店被摧残经过”等生活书店历史档案;戈宝权捐赠了韬奋致戈公振先生信七封及《新生》周刊致戈公振信等;吉少甫捐赠了600多册书籍杂志;王仿子捐赠了生活书店吸墨书签、《门市工作七十二条》等。“老三联”后人也将记录父辈足迹的老照片、手稿、档案资料等史料陆续捐赠纪念馆,如韬奋女儿邹嘉骊捐赠的韬奋革命烈士证书;张仲实的儿子张复将父亲的旧照及《张仲实文集》(十二卷)捐赠我馆;李公朴的女儿张国男和女婿王健捐赠了李公朴手稿《怀念韬奋和愈之》、韬奋致沈钧儒信等;沈静芷儿子沈建林捐赠的“老三联”史料;曹健飞女儿曹蕾捐赠的父亲的老照片、手稿及三联联谊会的相关资料;何其康捐赠的父亲何步云和母亲孙惠文婚礼嘉宾签到红绸布…… “老三联人”生前一起编书、出书,为抗日救亡、为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贡献力量;去世后,他们编写的书籍,共同奋斗的足迹依旧汇聚在一起,为新闻出版史研究留存珍贵史料。

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徐伯昕女儿徐前及外孙女徐虹捐出了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徐伯昕的一套中山装。“1972年底,我入伍到北京,那十年间,外公没有添置过正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周日,外公对我说,他要做一套新衣服,要红色的。当时也在场的外婆笑他,七十多了想穿红色。外公笑着扬扬头说:怎么不能穿,红色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不再是老骥伏枥,是老骥出枥了,要大干一场呢!于是有了这套绛紫色的中山装。”徐虹回忆,这套崭新的中山装,陪伴外公徐伯昕开启了晚年的征程。作为三联书店首任总经理,徐伯昕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解决三联书店老同志革命工龄问题奔走呼吁,1980年7月,他联合当年三联书店的负责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不懈努力,1983年5月,中组部发文确认1949年10月前参加三联书店的同志计算革命工龄,为三千多位书店老同志落实了政策。晚年的徐伯昕不顾身体病痛,写下了《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为三联书店五十周年而作》《战斗到最后一息——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等文章,还对《生活书店大事编年》作了仔细修改。在健康状况恶化后,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痛,惦念不忘的是建立韬奋图书馆。1983年11月,在病房里,他和胡绳等6位三联老同志,联名致信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要求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1984年2月20日、3月19日,在外公逝世前一个月,分别收到文化部出版局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复,同意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3月27日,外公去世了。”徐虹回忆。

徐伯昕外孙女徐虹将外公穿过的中山装捐赠韬奋纪念馆

袁信之的子女捐赠了一批韬奋纪念馆建馆、复馆的档案资料。袁信之原名袁庆炎,上海人,1935年考入上海生活书店,任《学习》半月刊编辑,在上海开设“兄弟图书公司”任经理。1940年,他与上海的生活、读书、新知书店派出人员一起在苏北发展根据地文化事业,创建了当地唯一的“大众书店”,1956年10,他参与韬奋纪念馆筹建。“文革”期间,韬奋纪念馆被勒令“停止对外开放”。1978年4月,袁信之去北京采访、征集文物,同时为复馆工作与在京“老三联人”商谈。“老三联人”为此召开座谈会,积极呼吁尽快恢复韬奋纪念馆。胡愈之、钱俊瑞、徐伯昕、邵公文、许觉民、陈其襄、王仿子、王泰雷及沈粹缜、邹家华、邹嘉骊在京参与座谈。会后,有人建议向党中央写一报告,要求恢复开放韬奋纪念馆。于是,由袁信之拟稿、许觉民修改,又经范用、王仿子、程浩飞阅改,徐伯昕、胡愈之阅正,最终提交中央领导。报告简要回顾了韬奋的经历和韬奋纪念馆的历史,并提出有关今后纪念韬奋的一些设想建议。1979年7月24日,韬奋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袁信之子女捐赠的档案资料中,就包括韬奋纪念馆为复馆致中央的信等珍贵资料。

韬奋纪念馆为复馆致中央的信

此外,戈宝权的女儿及外甥捐赠了韬奋纪念馆第一任馆长毕云程致戈宝权的两通信札,信中记录了在莫斯科高尔基博物馆,戈宝权初次发现韬奋先生给高尔基写的英文信件的过程。1986年上海三联书店成立之际,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该书邀约戈宝权先生对全书做校订,并撰写新版前言。吉少甫的子女捐赠了《上海出版工作》1957年(内刊专辑一)等十三件,这些纸页已发黄的《上海出版工作》是当时上海出版系统工作的详尽记录。吉少甫女儿吉晓蓉说,在这些记录上呈现的多位“老三联人”当年所提出的好建议、好设想,以及心中的出版愿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大多都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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