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尾

来源：时代信报

平心而论，网民和舆论对这届茅奖正面意见较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届实行评委实名制，大大增加评委人数，茅奖以往遭人诟病的“不透明”以及“硬性获奖”难以依存，大大降低了“运作”和“内配”的可能性，评奖过程透明真实，应该说，这是本届茅奖最大的一个亮点。

但有亮点，并不意味争议会有所减少，恰恰相反，相比往年，本届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这是为何？

细究争议，问题其实不在评选机制是否先进，而在茅盾文学奖自身并非纯粹的文学奖。

有评论者如此设问，“茅盾能否拿到茅盾文学奖？”不管答案如何，这个疑问本身便透露出一种荒诞感。所以，中国第一大文学奖项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茅盾文学奖，还是“矛盾”文学奖？

矛盾1：

一份残缺的名单

对于茅盾文学奖是否公正，四位获奖作者的回答是：“相对公正”。落脚在这届评选上，恐怕是实情，但要放在茅盾文学奖本身，却很耐人寻味。更确切点，这个回答应该是“有限的公平”即此种公平，只针对入围者。

首先，茅盾文学奖的准入机制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不公。与国外如诺奖、布克奖等国际文学奖相比，后者把语言作为评选门槛，而茅奖则单方面设立了一道高门槛只能是在大陆出版作品的中国籍作家才能进入评奖体系。学者赵毅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认为，“这明显是为保证了大陆地区出版社的利益。”实际上，在这一条件下，世界其他汉语作家，乃至港澳台作家已经丧失了此种竞争资格。

日前，著名出版人张小波在微博上为作家韩东叫屈，引发围观：“茅盾文学奖众评委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蔑视韩东，蔑视他近十年来的四五部极其优秀的长篇小说，不啻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悲哀。那些登堂入室了的、掌握了话语权的文学法官们，你们在退庭后不感到有些许良心惭愧吗?”而这种遭遇，不独韩东一人，在著名作家余华身上也发生过。

申报茅奖，只能是两种途径，一个是地方作协，一个则是出版社。作为前者来说，所推荐者很容易演变为“圈内人”，后者，往往只有某些少数国家级集团推荐的作品更具“竞争力”。而这两者皆有一个共同的行政语境，即更为看重参评作品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次才是作品的文学性。

如此种种因素，使很多优秀作家被提前剔除在外，最后能拿出来的，只是一份残缺的名单学者傅国涌如此称。“国内的主流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决定的。”

矛盾2：

茅奖喜欢什么作品？

这几乎是一个长期的疑问，茅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文化评论人潘采夫称，提到茅奖，人们都习惯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拿出来说话，“这说明大家对茅奖的取向是有直觉上感知的，大致就是现实主义的、史诗的、民族性的等等，当然，首先是政治立场没问题的。”

这说明，茅奖是有喜好及价值取向的并强行将文学分割为两种，一种是容易进入评奖视野的现实主义文学，更官方的说法，是“主旋律文学”；此种审美标尺外的一切文学形态，均称为“非主旋律写作”。

茅盾文学奖的专门研究者任东华在文章中称，那些非“主旋律写作”，即使“经受更为严格、挑剔的目光”仍然难以获奖，“根源在于茅盾文学奖对史诗性、宏大叙事、现实主义手法以及正面价值等等规范的坚守、所形成的美学原则。

在这种主旋律文学概念的审核标准下，张炜被普遍认作是经典之作的《古船》，因“观点问题”而落选；莫言的《檀香刑》因“暴力叙事”而被评委会否决。

“茅奖通过对入选标准的把关，评奖程序的设计，对获奖作品的过滤，淘汰其他类型的作品，从而掌握着中国文学的走向，用一根指挥棒调配着中国文学的旋律。”潘采夫称，“必须承认，茅奖的确评出过众多的好作品，但我们想看到参差多态的中国文学，他们在哪里呢？”

文化评论人冯磊则称，当茅奖与鲁奖等官方奖项标准趋同，且只眷顾固定趣味，必然造成了同一类文学形态的独大。“中国只流行，只容忍一种文学形态，无疑是单调的，不合理的。”

矛盾3：

作品奖？安慰奖？

茅奖评选，在一个老问题上争议颇多。

此前倍受舆论同情的莫言终于获奖后，争议反而四起。在评论界看来，他最该获奖的不应是《蛙》，而是《檀香刑》，舆论指出，此次授奖，貌似为颁奖而颁奖。

对此，评委麦家称，尽管《蛙》不是莫言最优秀的作品，“茅奖欠莫言一个奖，他早就该得了。茅奖终于向莫言还了这个债。”此言更是引发了舆论纷争，“茅奖到底是文学奖，还是终身成就奖？”

而争议最大的当属共39卷、4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表示，”莫言、毕飞宇肯定得，因为茅奖需要他们，虽说《蛙》和《推拿》未必是他们最好的作品。张炜得奖，就滑稽了，因为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有一个人：责编。一个茅奖，纠结如同中国现状。”程永新的言论也被媒体广泛引用，并形成巨大争议。

但是，深究争议，焦点更多指向的并非作家本人，而是评委会拥有权力的授奖者。舆论质疑的，也只是那种非文学的“平衡原则”。

“本届茅奖，未能推出一位新作家，也未有一部让人真正信服的作品，几乎可称得上一个最平庸的结果。平心而论，获奖者都算得上体制内最优秀的作家，但如果你把另一组作家放入这个行列，也不会错，比如：韩少功、李锐、格非、冉平、方方或者李洱、刘亮程、苏童、韩东……”出版人、专栏作家老愚评论，一个可以任意置换获奖对象、可以置换作品的文学奖，“真的难以让人尊敬”。

辽宁作家张宏杰在微博中如此总结：这届茅盾文学奖，是一届名副其实的“对人不对作品”的“安慰奖”。这几位作家都有资格得这个奖，但是这几部作品显然都远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

矛盾4：

文学背后的体制

“虽然茅盾文学奖并非政府奖，但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政府的最高奖项。”文艺理论家顾骧曾如是说。

有必要了解的一点是，跟其他主流官方评奖模式一样，茅奖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体制底色“中国作协书记处聘请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评委会。”

评论家邵燕君说，作协的身份，决定了茅奖同时具有“官方奖”和“专家奖”两种属性，“按照这两种要求，评奖既要具备政策导向性，又要具备艺术权威性。茅盾文学奖并非纯粹的艺术奖。”

“官方奖”和“专家奖”的说法，便足以解释为何茅奖在地方文化部门倍受重视。

茅奖经过多年运行，自有其公正性和权威性，但其“效应”更多只体现在体制内。它不像诺贝尔文学奖，倚靠的是基金制度。同时，尴尬的是，评奖机构属于拨款单位，不是赢利单位。这跟茅奖宣扬的“独立性”难免会产生某种矛盾。

据某媒体报道称，茅奖的初评、终评以及盛大的颁奖仪式，耗资每次百万左右。因此，“茅盾文学奖条例规定评选活动经费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负责筹措，欢迎企业、团体、个人对该项评选活动予以赞助”。正是这一条规定，使得很多地方蜂拥而至，竞相积极参与其中。

费用靠拨款、地方政府财政支持，而非公立基金，很难从源头上切断影响评选结果的因素；而作协的体制以及地方行政权力枝繁叶茂的资源性，当两者相互介入，利益纠葛自然难解难分。

如此评奖，破坏了文学的良性生态，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段崇轩撰文称，一旦某作家获奖，就可成为某个地区和单位炫耀的“政绩”，变成相关各方获取名利的资本，化作一大圈人的实在利益。

矛盾5：

茅奖应该承载啥？

本届茅奖评选之初，还有一个提振人心的亮点首次将8部网络小说纳入评选范畴，尽管其中多部并不“纯正”。然而，事后来看这更像是一种姿态秀。评选第一轮，七部网络小说就惨遭淘汰，引发了质疑狂潮。

对此，知名文化评论人解玺璋感叹，茅奖已经不堪重负。他认为，不管质疑者还是被质疑者，其实都是用同一种思维套路在说话，都把“茅奖”想像成唯一的、可以包揽一切的大杂烩了。“一方面，我们希望一个奖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所有的奖，承担唯一的责任和功能。”

他引用前不久《大众电影》的命运来比喻茅奖现在的处境：当年发行八九百万的杂志走向衰亡，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想一定和“百花奖”的衰落有关。

“百花奖”之所以日见其衰落，原因之一恰恰是失去了“大众”这个最鲜明的特征茅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位网民如此慨叹。

段崇轩则认为，中国文学奖项的出路在于建立多样化的文学评奖体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文学奖项要逐步确立自己的评奖个性。”官方的、精英的、民间的文学评奖，形成多元互补的文学评奖格局。”

然而，更多人对此表示悲观。冯磊说：在现行管理体制之下，这种理想化格局恐怕难以形成，中国文学，依旧只能是一奖独大，众奖趋同，“文学评奖，其实只是社会现实的一道光影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