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由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主办，华侨城创新研究院、华侨城华东集团承办的“2018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大会”，在上海总商会旧址举行。

大会以“感知未来”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策划、规划、设计、文化、旅游、科技、媒体、产业等领域的顶尖专家和团队，聚焦行业最前沿的学术思想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并结合华侨城项目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实践，从人文、文化、科技、城市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多角度多维度畅谈城市与文化、科技与人文的跨界融合和行业创新。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11月的“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是华侨城集团为适应新形式、服务新战略、推动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新模式、新战略而凝聚的跨行业、跨领域的专业力量和高端治理资源组成的平台。

一年的时间里，联盟从创立到壮大，目前，已经汇聚了包括何镜堂、程泰宁、郭仁忠、王建国、孟建民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巫鸿、俞孔坚2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还有5名全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在内的19名专家，以及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顶级机构44家成员单位。

方李莉：哪个国家能率先步入生态社会，哪个国家就会掌握世界发展的优先权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李莉分享了关于传统手工艺复兴和生态中国发展的新观点。

方李莉表示，“复兴的形式主要是表现在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上，而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复兴正是激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她也认为，“我认为未来四年必然是超工业的，必然是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哪个国家能率先步入生态社会，哪个国家就会掌握世界发展的优先权。”

景德镇有12万陶瓷手艺人，历史上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10万人，但现在有12万人。在宜兴有10万陶瓷手艺人，在莆田有13万做家具的手艺人，在潍坊每年做风筝的年产值达到20亿。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手工业复工”。

中国手工业复兴的有五个特点：第一，集中在人多地少的乡镇，具有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和传统；第二，大多人多地少、交通便利；第三，民风纯朴，开放，能见到外来的农民工、艺术家、大学生来此创业；第四，所有的复兴几乎都与市场的需求和外来文化刺激有关，有外来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参与；第五，工匠知识结构的改变，很多艺人后代不仅有很高学历，有的还曾在国外留学；第六，生产的产品大都与当今流行的中式时尚有关。

潘守永：博物馆是人人的事儿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ITC委员潘守永分享了全球博物馆的发展新见地。

潘守永表示，国际上有一个判断，12岁之前没有去过博物馆的人怎么办呢？博物馆主要的工作是让12岁之前的小朋友们有机会去博物馆，并且告诉12岁之后的人你之所以没去博物馆是因为你12岁之前没去博物馆，于是他们可能会去弥补之前的缺失。

当人民收入8000美元的时候国家博物馆将进入快速的上升期，从2002年以后大概每年国家新增博物馆300个。

同时，潘守永还认为，国家的博物馆是永久性的展示人类非物质和物质的证据，但现在全国有注册的4872家博物馆，还有好多没有注册的，加上动物园、水族馆的话有8800多个博物馆。英国有4500多家，中国真正注册过的还合格的只有740多家，60分以上的只有十几家。博物馆是人人的事。

刘朝晖：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是模式的转型，不是要素的改变

对于如何突破乡村发展的内卷化困境，推动当代乡村振兴。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人类学博士刘朝晖分享了关于乡村发展振兴的新看法。

“为什么规划要进入农村？因为农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新旧和落后刚好是二元结合的，所以国家一定要很快地改变乡村。1000年的村落1、2年就能改变吗？所有的村落里都在讲一个模式，赶快做旅游，好像所有的村落都适合做旅游。但其实只有5%的案例是成功的乡村旅游案例，另外的95%都是失败的。现在在政府推动下，乡村领导、干部领导去参观，去任何一个地方看仿佛都似曾相识。”刘朝晖表示出担忧。

同时，刘朝晖表示，“内卷化”是人类学家提出来的，我们经常说发展应该是正着转的，但是《农业内卷化》发现发展是内卷着的。现在乡村社会里转型发展是模式的转型，而不是要素的改变。所以从治理模式、生计模式、文化模式都是在此过程中转变。”

程泰宁：形式语言创造——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能入能出，能放能收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筑境设计主持人程泰宁分享了有关文化与建筑发展的新见解。

“多少年来，为什么我们一讲传统，就会陷入“大屋顶”“小亭子”、“坡屋顶”、“马头墙”、“新中式”等语言形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难道传统仅仅体现在“形式语言”上吗？”程泰宁对现如今千篇一律的传统建筑语言发出质疑。

他认同以“抽象继承”的方式来借鉴传统。所谓“抽象继承”，即是继承中国的文化精神、继承“形而上”的理念；而作为载体和手段（方法）的“形而下”的语言和形式，是为表达理念和建筑师的创意服务的。

既是手段，那么选择必然有多种可能。随着材料和工程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建筑语言必然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不同建筑师在不同项目中的设计创意不同，形式语言的变化更会有无穷的可能性。如果不了解这点，总是在“坡屋顶”、“马头墙”上做文章，那么，这种对传统的片面理解，不仅将严重妨碍中国现代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也会束缚建筑语言和形式的创新，甚至可能造成新一轮的“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能入能出，能放能收”成为程泰宁在创作中对于形式语言创造所持的基本态度。

程泰宁强调，摆脱传统建筑语言的桎梏，走出西方“语言哲学”的藩篱，改变当前建筑“语言”同质化、程式化的现状，我们将会有更为广阔的视界，在建筑形式美、语言美的探索上定会有自己的新的突破。

“当前，世界文化格局正在重构。作为中国建筑师，我意识到，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上。我们的路向既不在西方，也不在后方，而是在前方。我们不应以模仿趋同、而是应以一种独特的、同时也能为世界所理解、所共享的建筑作品和理念与国际接轨。”程泰宁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建筑的大舞台上真正的取得话语权，为世界建筑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中国建筑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