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乡下的孩子

我是乡下的鞭子赶进城里的

春天

——诗人孙禾

有人说，21世纪是“漂泊”和“探求”的世纪，各种因素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以漂泊无定、四海为家为生存特征的人，我就是其中的那一位。我离开豫南的故土来到西部将近20年了，脑海中虽不免偶尔回想起儿时的点滴，却已然把他乡换作故乡。

有人用文字抒发乡愁，有人用歌声诉说乡愁，我却以一支画笔一刻不停地将心中对故土的那份魂牵梦绕转化为一张张油画。许久以来，眼中的个体几近都是一个个自我矛盾体，也如我，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质疑或困惑：是漂泊者？是寻觅者？还是探索者？庄子言：“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意思说，要想让鸟从容自得、自由自在地生活，必须让它栖息于熟悉的深林。于我而言，虽心向往故土，却又不得不客居他乡，这种身份认知的尴尬与游离，使我不时地长吁短叹，深感一种身不由己的凄惶和无可奈何。诗人费罗斯特曾言及：“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复杂性源自这种难得的地域性，正是它时常困扰着游走在他乡的人们；对我而言，这种的困扰同样挥之不去。

我自小在豫南生活，后求学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学毕业后留疆工作。从此，故乡豫南对我而言，俨然已成“他乡”。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羁旅他乡的思乡之情越发强烈，然而，现实的羁绊又使故土难回。近二十年的新疆生活，我结婚生子，从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活成了中年大叔，岁月久去，心却未安。灵魂深处两难之境的自己，越来越觉得，找到安放自己游子之心的港湾，成为一种精神必需！一方面，我早已适应了西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日常，切身感受到他乡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丰富多彩；另一方面，文化层面上的激烈碰撞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又时刻萦绕脑际。正是这双重的压力或期许，使我的“回乡”心路充满张力，也促成我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必然与故乡有关。

我常常思念故乡夜雨在瓦房上的滴答声，清风拂过的稻田，想起门前张望的父母，家乡小镇的热闹非凡。油画创作让我拉近了现实和记忆中故乡的距离。《芭蕉系列》油画创作正是基于此种情感而创作的。杨万里有诗云：“芭蕉得雨便欣然，终夜作声清更妍。”芭蕉夜雨，让流浪在外的游子不忍听闻。“风吹落叶愁更深，雨打芭蕉泪横流。”雨打芭蕉，触及到我潜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我将这份情感与观察到的景物进行同构，从而产生创作激情。在创作过程中，我不断将丰富的情感经验，通过理性的观察、比较、分析、取舍和主观过滤，表达出自己蓄积已久的心象，极力编织内心那个依稀可辨、却又无可奈何日益远遁的家园。

《芭蕉系列》油画不是对家乡自然景观的模仿，而是我在自然中寻找到的精神依托。芭蕉这一绘画题材在中国传统国画里呈现较多，而用油画表现的优秀作品较少。有鉴于此，这一系列的作品，在画面上选取芭蕉有代表性的片段，主要采用直接画法，在绘画过程中，注重画面的构成关系，色块的分布与对比，线条的穿插与冲突，保留“偶然”和“意外”效果，来呈现出“绘画性”。整体画面透明、含蓄而富有诗意的效果，刀笔结合。

中国人的审美是含蓄的，不提倡直白的表述，注重意境的营造和诗性的表达。在创作中我试图消解形象，在似与不似之间找平衡。油画的雕塑感、体积感、色彩的丰富性是其他画种难以比拟的，因而我在作画时，强调油画颜料物质属性所呈现的美感；此外，作品在物象的刻画上虽然追求一定的层次感，但往往控制在二维空间之内，这让我的画作既有图式感又充满诗意。同时，在深入塑造的过程中，注意画面主体与背景的关系，做到虚实得当。《芭蕉》系列油画不是追求纯形式美感的作品，它饱含着浓浓的乡情；不是作浅薄的偶然性描绘，而是基于一种深切的挥之不去的乡恋。

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有好的创意和构思，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还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底蕴。当我在创作时，不仅是在描绘一幅风景油画，更重要的是用画笔和色彩记录下了这个时代的印痕，通过作品来启动观者对某个特定时代或特定场景的光影回放。只有注重绘画的艺术趣味和形式语言的表达，寻找到与自己个性和内在气质相吻合的艺术形式，达到文化精神与视觉审美的完美结合，才能打动观众。艺术创作需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应该更多地思考和体验生活，表现社会、服务人民，注重真善美的表达，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艺术精品。

（作者：陈功军 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图为陈功军《芭蕉系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