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毅/文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在2018年以呼啸之势席卷神州大地，单就展览而言，“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1978—2018)”“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等大型展览在国有大型美术馆、博物馆举办，便可知其声势。然而，这样的纪念活动，在民营美术馆、博物馆则鲜有动静。

这样的局面所呈现出的是民营文化机构在当下整个文化体制和生态之下的处境，也许是局部的，却是真实的。然而，时间节点的意义常在晦明之间得以呈现或遮蔽。

银川当代美术馆展厅内景

民间收藏热带动场馆建设

“据文化部艺术司估算，包括其他系统的美术馆及民营美术馆在内，全国目前共有美术馆约800家;从数量上看，民营美术馆占全国美术馆总数量的1/3以上。这些美术馆大多拥有豪华气派的场馆，但内在的软件建设普遍存在缺陷。从分布上讲，这些美术馆，特别是其中设施较为完备、能够正常履行职能的美术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建设发展很不平衡。”本刊2017年11月号《民营美术馆：新热潮新时代?》一文对民营美术馆的发展现状曾做过如上梳理。

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其中显示，从2013年开始，非国有博物馆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有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体系中的比例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截至2016年底，全国经正式登记注册的非国有博物馆1297家，占全国博物馆总数(4873家)的比例已达26.6%。有11家非国有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725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1家、国家二级博物馆1家、三级博物馆9家，涌现出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观复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等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非国有博物馆代表。此外，一些非国有博物馆在收藏上也形成了自己的内容特色，从中医药、木石金雕、织锦刺绣、皮影、印染等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到钟表眼镜、锁具剪刀、农机农具、老相机、茶叶茶具、徽章证件、邮品货币等具有时代印记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成为非国有博物馆的收藏主题，填补了我国博物馆门类上的许多空白。

“美术馆在国际上叫做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必须是非营利的模式运作，且所得的资金收入不能进行个人分配，应当再用于文化事业，用于美术馆的学术建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说，“40年间，民营美术馆经历了萌芽、探索、繁荣、专业化有序发展等多个阶段，逐步建立了非营利性美术馆的运营管理模式，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民营美术馆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中国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路径和管理模式的探索。非营利性美术馆管理模式的建立、规范和推广，将提高大众的文化审美水平、公益意识，促进中国文化艺术生态健康有序发展，对文化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推动中国公共艺术教育事业进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对于民营美术馆、博物馆常被并置谈论的现状，四川广汇美术馆副馆长蓝庆伟表示：“恰恰是基于中国的语境，中国的美术馆在与博物馆的职能划分上有着一种默许的规则：美术馆大多承担着它的特殊作用——‘美术展览馆’，所涉及的藏品基本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作品为主，而在此时间之前的或未包含的门类归为博物馆的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体制的深刻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民间收藏展示出惊人的能量和活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一批企业家率先投身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的建设。譬如，最具代表性的是，1991年，第一家民办公助性质的大型公益美术馆炎黄艺术馆开馆;1996年，第一座民营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成立。

北京中间美术馆外景

虽然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和处境并不乐观，但民间资本还是源源不断涌入各种场馆的建设之中。据悉，南京全力实施打造“博物馆之城”的5年“123”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南京全市的博物馆数量计划达到100家，而上海截至2017年底共有美术馆82家，民营美术馆已占到了64家，是国有美术馆的3.5倍。

随着一、二线城市的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的增多，三、四线城市甚至乡村美术馆、博物馆的建设热情也被带动起来。譬如，由艺术家周天黎家人自己投资在祖宅基地上兴建的周天黎美术馆，主要收藏陈列周天黎不同创作阶段的部分代表作品，也会展出浙江嵊州当地一些优秀书画家的作品。周天黎美术馆馆长钱世欣介绍：“经过10多年的运作开放，加上所处的长乐镇已被浙江省和嵊州市规划为文化小镇，周天黎美术馆已成为当地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而像安徽崔岗当代艺术馆、浙江义乌彩虹斑马美术馆、四川梨花沟乡村美术馆等乡村美术馆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之下纷纷破土而出。

民间馆藏如何“美美与共”

20年来，数以千计的各类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相继落成，而在近几年，随着大量民间资本投入艺术品收藏，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的建设出现井喷之势，而收藏作为其最重要的功能，理应得到重视和探究。

“民营美术馆建设作为这一进程中有益的文化探索，是见证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一个典型侧面。”张子康表示，“收藏体系建设方面，一些民营美术馆有了长期收藏的资金计划，从无序到有序，从单纯的兴趣收藏到建立基于学术研究定位的专业化收藏，民营美术馆成为中国公益性艺术收藏体系的一部分。”

公益性艺术收藏体系的建立需要大量民营美术馆的馆藏做支撑，但事实上，大部分民营美术馆在馆藏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记者浏览了一些知名民营美术馆的官网发现，明确将“馆藏”作为官网展示板块的为数很少，譬如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其官网上虽建有馆藏栏目，但并没有具体的介绍。这和多数国有美术馆官网设有专门的馆藏板块，甚至提供寄存代管、藏品征集等服务项目还有很大差距。

相对来说，今日美术馆对其馆藏较为重视。作为第一家民办非企业、公益性美术馆，其发展模式经过多年的运营，现已成为民营美术馆主流发展模式。据其官网介绍，自2002年成立以来，今日美术馆收藏了各类重要当代艺术作品数千件。藏品主要以当代经典架上绘画为收藏重点，兼及其他各种当代艺术形态作品，形成了装置、油画、版画、雕塑、影像、国画等各类不同形式作品的全面收藏，收藏品类达数十个。此外，今日美术馆还面向社会接受艺术家和收藏家的作品捐赠，同时也有计划地进行当代艺术品的专项收藏。围绕今日美术馆的馆藏作品，今日美术馆每年会推出专题性长期馆藏陈列展，同时也提供藏品代保管和藏品出借等服务。

“非营利”和“公益性”作为美术馆、博物馆之区别于画廊等展示空间的基础，已是世界和业界通识。而在当下民营美术馆、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其公共性的探讨也在逐步走向深入。

北京侨福当代美术馆“相遇亚欧II”展览现场

蓝庆伟认为，私人/企业美术馆的公共化还包括私人藏品的共享，成立私人/企业美术馆的动因中，私人/企业因为拥有藏品而成立美术馆的占大多数，私人/企业有着一种“美美与共”的情怀面对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人类文明的财产——收藏品。那么收藏品的真伪问题便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的私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也是美术馆展览公共化的前置问题。“当然，在现实的操作中，完全确定藏品的真伪有着诸多的问题，但美术馆公共化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争议作品的搁置，而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在真伪所带来的问题解决后，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展出原件还是复制件?虽然对这个问题有着共识：展复制件不如不展，但我们难以判断私人/企业对这一问题的意识是否也有着共识。”

汉斯·贝尔廷在《新博物馆里的艺术史：寻找自己的面孔》一文中认为：“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原则毕竟不同于自然博物馆和技术博物馆的收藏原则，它以选择和被我们称作艺术的东西的有效性原则为基础。折中原则在那时曾导致被人制造的图像和物品的巨大分裂。博物馆里的图像取得了艺术的地位。因此，我们继承了一笔古老的遗产，尽管我们毫不怀疑它从前的意义，但是在今天，我们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重新赋予它一种当前的意义。”汉斯·贝尔廷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今天国内的民营美术馆、博物馆来说，不啻于一种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包含了何种藏品是艺术品、真伪如何判别、如何展示并产生意义等一系列命题。

开拓新局面需要官民合力

现如今，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的发展所遭遇到的困难，除了资金匮乏、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问题外，对民营场馆的生态亟须改善、政府应给予公平竞争机会的呼声不绝于耳。

2012年，《文化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出台，鼓励民间资本捐建或捐资助建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2014年，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民办博物馆设立的指导意见》，对民办博物馆的设立、举办者责任、藏品管理等提出专门要求。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从加快制度建设、提高办馆质量、完善扶持政策等方面提出具体指导意见。这些政策成为民营美术馆、博物馆实现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那么，现阶段民营美术馆、博物馆发展现状如何?2017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就《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答记者问时表示，虽然非国有博物馆发展迅速，但根据国家文物局近年来对非国有博物馆的调研和评估情况，其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内部管理不规范，二是服务效能不佳，三是存在持续运营困难。“根据国家文物局2014年度非国有博物馆运行评估情况，在参与评估的674家非国有博物馆中，有74%没有完成法人财产权的确权手续，藏品未经正式建档备案，实际上仍为举办者的个人财产;50%没有制定资产管理制度，35%以上不能按照民政部门关于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要求定期接受审计。”

事实上，此项政策在一些人看来有值得商榷之处。譬如，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李宝宗认为，《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给非国有博物馆的举办者吃了一颗“闹心丸”——要求非国有博物馆的举办者必须与自己所举办的博物馆签订协议，将所备案之藏品捐赠给博物馆，以完善其非企业法人的“法人财产权”，且在博物馆依法终止时，还需在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主导下，无偿转让给其他博物馆。这样的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人停办了自己的博物馆;更多的则采取以低档藏品备案的办法予以应付。

而关于藏品的真实性和来源合法性问题也日益突出。“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私人收藏和买卖出土文物，但一些私人收藏家设立的非国有博物馆中确实存在涉嫌出土文物的藏品，难以提供来源合法的有效证明。2013年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化建设评估报告中，‘藏品来源合法，博物馆所有权明晰’一项得分58.9分(百分制)，也是不及格的。”关强表示。

“全民收藏中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造成的，但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严重脱离海量出土文物被民间收藏这一客观现实——文物保护法的几次修订，也都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李宝宗认为，文物保护法必须正视海量出土文物被民间收藏这一现实，要通过实质性的修订，即以“特赦”的办法给民间收藏以应有的法律地位——譬如，可借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的成功经验，规定民间收藏之出土文物像农村土地一样，所有权仍归全民，但因其通过市场善意获得而具有收藏权和收益权，如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家登记后，即可在国内市场自由交易——但在每次交易时必须报备，以便国家以税收的方式落实其全民所有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惊人，无论是被冠以“京城颜值最高美术馆”的松美术馆，还是被誉为“国内顶级民营博物馆”的苏宁艺术馆，以及其他带给人们惊喜的场馆，其美誉都基于优质的藏品能够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示。纵观所有成绩斐然的民营美术馆、博物馆，其共同点除了背后有“金主”的强大财力支撑，还有就是民间收藏家们高涨的热情、对文物艺术品的热爱以及营造场馆的胆识和魄力。

在2018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什么已经得到呈现，哪些又是被遮蔽的，都需要通过回忆来重构、爬梳和确认，而新局面的打开，就在于当下的驻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