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二月河!因为给冯其庸的一封信开启了他的文学路

没有历史之机遇,奢谈豪杰之辉煌;没有豪杰之深修,莫论历史之沧桑。

2018年12月15日凌晨,二月河(本名凌解放)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

二月河1945年11月3日出生于山西昔阳,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河南省优秀专家,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因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立志从戎的“凌解放”

炮火连天的1945年,中共山西省昔阳县正在开县委会,当时人们正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家乡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有人报告:女八路生了个儿子。于是,身为县武委会主任的父亲凌尔文和战友们经过一番研究,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名字——凌解放(谐音临解放)。

在接受采访时,二月河曾这样解释笔名与原名间的关系,“二月河就是二月的黄河,二月正是凌汛,冰冻解放,万排齐发,奔腾咆哮,一泻而东。我叫凌解放,二月的黄河就是凌解放了。”

由于父母工作忙,二月河少时先后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文学名著。他常被书中那些赤胆报国,驰骋疆场的将士壮举所感动,立志长大后决定投笔从戎,定要轰轰烈烈,不枉此生。1966年二月河高中毕业后入伍(他小学留一级、初中留一级、高中留一级,直到21岁才高中毕业),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

人们说,自古英才磨难多,二月河的磨难更有点惊心动魄。二月河的部队在帮助当地建设时,他总是冲在前干在前,哪里危险多他就出现在哪里,他被水淹过,炮崩过,电打过,房屋塌了扣住过,还出过车祸,真可谓是九死一生。

部队首长见二月河爱看书学习,就把他调到团里办黑板报,当上了全团的新闻报道员,火柴盒、豆腐块式的新闻经常见报,他当时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通讯,反映的是塌方事故中英雄战士的故事,想不到这篇通讯还登上了《解放军报》,二月河一下子名声大振。

后来团里办了图书馆,二月河就一头扎进书堆里,成了“书虫子”。早晨出操时,大家见不着二月河,团长见到他抱着书呼呼大睡,揪着耳朵拉到训练场,如此三番五次,团长也就不再管了,任他“吃”书去。

部队后来换防到辽宁,为轻装和“破四旧”,把图书全拉到操场上焚烧,心疼得二月河差点儿掉眼泪,他偷偷地从火海中扒拉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藏进怀里,那本《辞海》至今还保存在他身边。

无名小辈写信给“红学”专家

在军营的10年,二月河只顾读书不问路。1978年,33岁的二月河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一名干事,他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工作,天天在一片“小凌,提壶开水去”、“解放,去传达室把报纸取回来”的吆喊声中不停地忙前跑后,再就是值班听电话,品茶看报。

虽然不久提拔为副科长,但仕途升迁等诸多诱惑,他开始淡化,着手进行红学研究,业余时间几乎都乘着红学方舟,游弋在清史长河里。1980年,他将一篇颇为得意的发轫之作《史湘云是“禄蠹”吗?》寄到有关刊物,但杳无音信。

他不服气,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写了一封信,并寄去稿子,请冯老给以“回答”。他在信中写道:“‘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老看过后认为我不是这方面的料,就请回信,我再也不搞这方面的研究了。”

被二月河称为“伯乐”的冯老,很赏识这篇论文,后来带着他参加了全国第三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称赞他的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冯老鼓励他用此笔法写小说。于是他像研究“秘密尖端武器”一样,开始了文学创作。

1982年,他以“红学”学会最年轻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红学”年会。会上,有学者叹惜:康熙在位61年,诗文、音乐,样样精通,治国有功,却没有文学作品来表现他。二月河像在部队点名喊立正一样,“腾”地站了起来:“我来写!”面对这位37岁的文坛无名小卒,众作家学者一笑置之:他行吗?

这就是二月河创作“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契机。如今,二月河52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炙手可热,好评如潮,图书多次重版,台湾、香港等地已出版了帝王系列的中文繁体字版,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了二月河。

愿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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