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大量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让更多的父母意识到科学的性教育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真诚而坦率地给孩子讲解科学的性知识,是父母的天职。

刘文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儿童健康与促进、脑科学教育传播。主编并出版了《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全12册)、《珍爱生命———幼儿性健康教育绘本》(全9册)和《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责任与使命

机缘巧合,走上中国儿童性教育之路

近日,在北京某小学的会议室,一场《智慧迎接青春期》的性教育讲座正在进行,气氛空前活跃。“我从哪里来?”“青春期如何自我保护”等一系列话题,让孩子们科学地认识生命、认识成长。授课人正是刘文利。

教育在线:一直以来,对于“性教育”的话题,学校和家长都比较回避,比较羞于开口。结合您自己的成长,谈一谈您当时所接受的性教育。

刘文利:人对性的兴趣和探究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哪儿来?”几乎是每个孩子都好奇的问题。那部反映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生活的电影《城南旧事》里的小英子也问妈妈,妈妈告诉她是从胳肢窝里掉下来的。我小时候也问过这个话题,得到的答案是“从垃圾堆捡来的”。为此,我还专门跑到门口的垃圾堆寻找我的“出生源头”,很好奇那么脏的地方怎么能生出小孩来。现在想来虽然可笑,但这代表了当时很多家长对“性教育”的态度。

我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个全年级女生参加的讲座,请了一位医生给我们讲女生来月经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我想,当时男生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不让他们听这个讲座。这就是我记得的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所接受到的狭义的“性教育”。

教育在线:恢复高考后,您成为78级的大学生。在那个“文史哲数理化”等基础学科比较受欢迎的年代,您为什么选择了生命科学这个自然科学中的分支学科?大学期间,有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瞬间?

刘文利:首先,我爸爸认为女孩当老师很好,建议我选师范院校。加上我本人特别喜欢生物这个学科,感觉能够探索生命的奥秘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所以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如今的首都师范大学)的生物系。我们那届是第一届不用上山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大学。上大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开启了新的人生,那时的大学校园里经常响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我们心情的真实写照。

那个年代,女生的着装和男生差不多,清一色的素装。大学生在校园中看电影的机会也并不多。印象中,大三时电影《庐山恋》的放映,让青年大学生们着实热血沸腾了,因为这是新中国首次有“吻戏”的爱情电影,而女主角张瑜的美丽就像给我们的青春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原来青春和爱情可以那样的美好。之后,电影等文艺形式,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性观念和性教育的进步,而计划生育宣传手册里的性知识,成了青少年获取性信息的重要渠道。

教育在线:大学毕业后您做了中学教师,后来又留美读硕、读博并在美任职。为何又放弃优越的条件选择回国做性教育?

刘文利: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一所中学担任高中生物老师,之后又在一所中学担任生物教师。作为班主任,我也会面对学生当中出现的青春期及情感问题,我感觉,自己教生物知识还可以,但面对这些问题,有时候却不知所措。为了进一步掌握专业知识,1987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生。1988年初,我将“青春期性教育”作为硕士论文课题,开启了性教育研究之路。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年8月,国家教委(如今的教育部)和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要在全国5000所中学搞试点,性教育第一次被纳入中学教育内容。我自己跑到国家教委的大楼拿到这个红头文件。这样的经历让我对中国性教育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印象非常深刻。

1989年,我加入了著名社会学家、性学家刘达临教授组织的全国“性文明”调查,这个调查在推动中国性教育发展史上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我顺利地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而且,论文由我国著名儿童卫生专家叶恭绍教授亲自评审。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叶老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总理曾说:一定要在男孩遗精前、女孩月经前,把这些知识告诉他们。”这句话也一直在精神上鼓励着我把儿童性教育继续做下去。研究生毕业后,我在教研部门做教研员。在工作中,我依然想继续读书,赴美读博成了我当时的强烈愿望。

在美国求学的5年时间里,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博士毕业后,我得到了加州洪堡州立大学的终身制教职,在儿童发展系任助理教授。我工作的学校位于半山坡上,那里空气清新、居所宜人。这对于从小就患有过敏性哮喘的我,是很好的生活环境。但身在美国,我心里却总想着国内的性教育开展情况,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相关信息。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说,“回国做儿童性教育吧,那里更需要你。”

其实,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一直很重视性教育的开展。197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生理卫生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其中规定“必须重视青春期生理卫生和晚婚、计划生育的教育”;1981年,国家教委决定在高中开设《人口教育》课,对学生进行性生理知识、人口基础知识教育。包括1988年发布的《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等。但这几个政策在现实中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落地。2005年,我辞职回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我的儿童性教育研究之路。

探索与破冰

《珍爱生命》:从一个讲座到一门课程的跨越

200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文利,带领团队在北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开展了推进性教育课程的实验。2017年,凝结着她和团队10年心血的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出版完毕,让性教育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也一度让刘文利置身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质疑,她说她用行动把中国的性教育往前推进了好多年。

教育在线:您和团队在中国推动儿童性教育的第一站,为何选择了打工子弟学校?

刘文利:留美10年回国后,北京整个城市建设的变化让我感到震惊。外来务工人员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他们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恰好支持我来做性教育的基金会也希望优先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城市的流动儿童。所以,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优先服务于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教育部于2008年12月,颁布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颁布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我们及时参照这些纲要,指导儿童性教育研究,得到了学校及家长的支持、业界专家的肯定。

教育在线:性教育推动之初,遇到哪些困难?又有哪些收获?

刘文利:我的愿望很美好,但刚开始做时,却困难重重。首先,师资培训是一个难题。很多老师觉得,她跟自己的孩子从来都没讲过“性”,怎么可能在课堂上跟学生讲呢?也有老师担心,性教育课堂会不会变得“不可控制”。为此,我们专门培训了学校教师,还培训了一支有爱的志愿者队伍。截至现在,北京市已有18所民办流动儿童学校在使用这套教材开展性教育。我们培训了200多名教师来讲授性教育课程,受益儿童达3万多人。

从2010年起,我们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陆续出版问世。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北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是我们项目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部开设性教育校本课程的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完整接受小学六年72课时性教育的学生。通过对毕业生的调查我们发现: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在青春期的过渡非常平稳,懂得彼此尊重,了解了青春期的身体和心理变化,能够善待自己和他人,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更加可喜的是,如今已经有6批完整接受小学六年性教育的学生从行知学校毕业。还有一些开展性教育校本课程的学校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学生。

教育在线:2017年3月,曾有家长“控诉”《珍爱生命》性教育读本尺度过大,还把读本中的两幅插图和她的意见发到个人微博上,引发了社会上对性教育的大规模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刘文利:网上对《珍爱生命》读本开展讨论时,我们正好还差最后一册没出版,我当时压力特别大。但到了3月底,最后一册终于出版了,让我感到无比欣慰。

我觉得,改革开放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媒体的大量使用对推动性教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认为,互联网上的讨论,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或刻意诋毁,大家讨论发表意见都是正常的,说明大家更加关注性教育的发展。通过对微博评论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有92%的网友是支持儿童性教育的,还有不少人询问从哪里能买到这套读本。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推动性教育的决心———我们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向家长普及科学的性教育。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科学的性教育理念,除了《珍爱生命》读本外,我们还开设了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网和博客、微博,还注册了“爱与生命”微信公众号,希望通过这些媒介平台,共同推动中国儿童性教育更快地发展。

光荣与梦想

“我要将性教育纳入中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在推动中国儿童性教育发展的同时,多年来,刘文利也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国际性教育纲要的技术咨询工作。她想通过这些行动,向世界传播性教育普及的中国经验,并希望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教育周刊:在40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小学性教育终于“解冻”,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您看来,目前中小学性教育在推进中还有哪些困难和挑战?

刘文利: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提到“性教育”,已经没有人觉得这是个奇怪的词了。但是性教育的推动依然面临着不少问题:没有课时,没有师资,反映全面性教育理念的教材匮乏,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还有很大挑战等。

为了推进学校性教育,教育部2008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性教育有关内容纳入健康教育大框架内,并指出,健康教育的主要载体课程为“体育与健康”,每学期应该安排6—7课时。但同时又说明“健康教育教学课时安排可有一定灵活性,如遇下雨(雪)或高温(严寒)等不适宜户外体育教学的天气时可安排健康教育课”。这种“灵活性”容易将健康教育置于可有可无且无法监管的境地。况且,性教育在健康教育中只占很少的部分,如果健康教育的课时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就更不用说性教育了。学校教育中,性教育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推进缓慢,长期处于“有说法,没办法”的状态。

性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才能胜任性教育教学工作。但绝大多数师范院校没有设置健康教育专业,不培养健康教育教师,更没有专业培养性教育教师,甚至连性教育的相关课程都没有。在各种现任中小学教师培训和进修课程中,几乎没有性教育的内容。

教育在线:相比之前,现在很多80后父母已经认识到了性教育对儿童发展的重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媒体大量曝光对儿童性侵害的案件以来,父母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对孩子性教育的迫切性。您如何看待家长在性教育中发挥的作用?

刘文利:儿童性教育似乎总需要在悲剧事件的阴影中才能被广泛关注,这让儿童性教育的角色显得心酸而尴尬。预防儿童性侵害确实是儿童性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事实上,从孩子一出生开始,父母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情感、语言、态度和行为影响孩子在性方面的成长了。如果孩子从出生的时候,就能得到足够的爱抚和温暖,他就会对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就容易与他人建立起信任关系,就容易获得幸福感,这对他一生的成长都很重要。所以,在孩子能够理解的情况下,家庭中性教育的开展越早越好。

儿童性教育不是通过一次亲子活动、一堂课、一个健康讲座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从儿童出生开始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家庭教育、连续多年学校正规的课堂教育、完善的性与生殖健康的社区服务,三者合一才能够圆满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性教育的全面缺失,已经让许多儿童和家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每个负责任的父母都应该时刻准备着如何对待孩子提出的各种有关性的问题。所以,真诚而坦率地给孩子讲解性的问题,是父母的天职。

教育在线:2018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和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发布会。当时,我作为媒体代表与会并见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欧敏行代表对《珍爱生命》这样的评价:“这套教材质量优良,具有国际水准,很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未来,在推进儿童性教育方面您有什么梦想或者诉求?

刘文利:多年来,我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国际性教育纲要的技术咨询工作。值得引以为豪的是,在《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公布之前,我曾经作为亚洲代表,参加了2009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性教育问题全球技术协商会议,为纲要的修改提供咨询意见。我也很荣幸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2016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益相关方咨询与顾问组会议,为纲要修订提供技术咨询建议。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发了幼儿园性教育课程和小学一至六年级的性教育课程,正在开发初中性教育课程。教学内容依据教育部的相关指导纲要或指南,同时把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性教育技术纲要》进行了本土化落地。

每次在国际交流时,我都会说,中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支持在学校里开展性教育。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让我们做性教育的人有了“靠山”。

进入新时代,我有一个梦想,未来性教育能够纳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而不仅仅是一个讲座。而且我相信,在更多人的推动下,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中国性教育一定会对世界性教育发展做出非常独特而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