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作家，近著有《国家的计算》（作者供图/图）

又是一年接近尾声，回想2018年的阅读颇有杂乱之感，似乎呼应着这365天的纷纷扰扰。我勉强把阅读的书目分成四类，对读者也向自己做了交代。

第一类仍是我历来关注的主题，即人类的心智。归属此列的书籍包括英国著名理论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的两本书《看见红色》和《一个心智的历史》，以及斯蒂芬·平克的系列作品《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和《白板》等。这些书有的从前读过，觉得有再读的必要，有的是重新翻译的版本，需要跟过去的阅读做个比较。

第二类书籍属于心智知识的分支及延伸，我主要关注视觉部分。其中格列高里的《视觉心理学》很有趣，此书很早，1966年初版，但作者的实验和推论到今天仍有意义。与之相比，古德尔、米尔纳等人著述的《看不见的视力》显得更学术，却稍嫌生硬。要理解视觉，先得了解视力，所以我还读了演化生化学家尼克·莱恩的《生命的跃升》、内莎·凯里的《遗传的革命》，重点放在眼睛的“发明过程”。

对视觉和视力的兴趣让我的阅读很快扩大了范围。于是我又围绕着注意力，尤其是视觉注意这个关键词读了不少书。这一类书籍包括罗跃嘉等人的著作《注意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露西·帕拉迪诺的《注意力曲线》等。坦白说，这些书的水平不高，至少不及我以前读到的认知神经科学书籍，但是它们还是让我认识到，注意力这个东西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它们也让我意识到，任何社会秩序都离不开感觉秩序。不然，哈耶克不会放下他的经济学去写一本费力不讨好的《感觉的秩序》。

因此我又阅读了不少与感觉秩序有关的书籍。例如乔纳森·克拉里的《观察者的技术》和《知觉的悬置》 以及居伊·德波的那本多少有些不知所云的《景观社会》。为了理解注意力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我还读了《伊西斯的面纱》（皮埃尔·阿多著）、《三种文化》（杰罗姆·凯根著）、《森林人》（科林·特恩布尔著）、《风景与权力》（W.J.T. 米切尔编 ）等书。这些书各有旨趣，但归根到底能说明一点，感觉的秩序既是身心的，也是社会的。而所谓社会的，必然少不了权力、阶级、组织等议题，谈论起来不轻松。所以今年夏天给一班大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尝试从比较轻松的绘画艺术来切入视觉秩序，效果还不错。为此，我读了大卫·霍克尼的《隐秘的知识》、约翰·伯格的《本托的素描簿》、菲利普·毕晓普的《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迈克尔·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东西方艺术的交会》，还有肯尼思·克拉克的《风景画论》。

如果说以上三类书籍彼此关联，那么我在2018年所读的第四类书比较“跳脱”，居然关乎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契机是五月在土耳其20多天的游历。直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如果要为中国的近现代历程找一个参照，再没有哪个国家比土耳其更合适了。无论是历史的曲折程度，还是民族的跌宕心态，这两个国家都有可以互资借鉴的地方。所以我在这趟旅行前后读了不少书，包括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作者写此书的参照系之一就是土耳其，还有单世联的《革命人》，颇能助我了解革命者的话语和心理，而昝涛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则是国内直接讨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稀有之作，我读得很细，感受也多。我还先后读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尤金·罗根著）、《奥斯曼帝国闲史》（杰森·古德温著）、佩拉宫的午夜（查尔斯·金著）等书，每一本都有精彩之处。在土耳其，我还在kindle上重读了《金枝》（J.G.弗雷泽著），发现作者讨论的不少神话传说就发生在自己身处的安纳托利亚。回来后我开始写一些相关的专栏，期间读了《鲁米诗选》《苏非之道》等书。我发现新近出版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帕特里克·贝尔福著）对我了解那段历史的大致脉络很有帮助，史书如都能像这样宏阔而通透就好了。

不好归类的书也读了不少。其中印象较深的有周濂的《正义与幸福》、张经纬的《四夷居中国》、汪丁丁的《经济的限度》、马文·哈里斯的《好吃 : 食物与文化之谜》、欧内斯特·莫斯纳的《大卫·休谟传》、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等等，我相信它们中的大多数不久就会重新回到我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