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场关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对谈
“我今天像做论文答辩。”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多年的陈东,没少为别人的作品站台。12月29日,2018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研讨会上,她第一次为自己的新书《岁月不负深情:上海城市文化访谈录》吆喝,分享她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思考和感悟。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小而温暖的会议室里,围桌而坐的是她昔日的同学、邻居、同事、老部下,一场分享会充满了欢声笑语。
《岁月不负深情:上海城市文化访谈录》是陈东的第一本书,也是一本信息量极大的有关上海城市文化的访谈。问者黄凯锋,新上海人,现为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答者陈东,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是为上海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上海人,现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上海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东说,这本书是在咖啡馆里聊出来的,“我和黄凯锋在上海不同的咖啡馆聊这个话题,她出一个题目,给我一段时间思考,就这样聊着聊着,就聊成了这本书。”
两人聊的话题非常广泛,涉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家化、自我意识和文化自信、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几乎谈到了和上海文化有关的一切领域,文学、电影、电视、书法、绘画、音乐、戏曲、舞蹈、建筑……访谈录中的内容,从古老的崧泽、广富林文化到现代的新天地文化,从徐光启和利玛窦在徐家汇合译《几何原本》到淮海路的幽篁里古琴与萨克斯即兴对话,从京剧、昆曲、越剧、沪剧到新电影、电视、网络、咖啡、茶道、小笼包,从外滩建筑的天际线到石库门建筑的前世今生,对话的内容五花八门,内核却都指向文化,都是对文化的思考。陈东说:“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无一不渗透着文化的内核。”书的字里行间融入了陈东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思考和见解,是她多年从事上海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和领导工作的心得体会,是一个文化人对新时代的回溯和思考。
为书作序的作家、诗人赵丽宏说,“读这本访谈录,感觉陈东就坐在我的面前,以很快的语速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将一个文化人在上海的观察、实践、亲历和思考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编剧王丽萍认为,这本书为她这位新上海人了解上海,了解海派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立信会计学院出版社社长窦瀚修说,读这本书“像看了一本戏,里面的码头,里弄、艺术家,像一幅一幅画卷一样展开。作者从不同的纬度讲了海派文化、上海城市文化,阐释得非常到位,也使我找到很多人为什么喜欢上海,愿意扎根在上海,甚至抛开原来的所有到上海工作的答案。吸引他们是什么?就是上海文化。”
延伸阅读:
容器、码头和源头
——上海城市文化对谈
陈东 黄凯锋
海派无派
黄:今年上半年《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正式发布,强调上海文化 “码头”和“源头”的作用,对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原来我们社科院历史所的所长熊月之先生认为,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而红色文化则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上海文化基因。我觉得三者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您长期生活在这个城市,从事文化尤其主管文艺工作这么多年,如何看待上述三种文化对上海的影响?
陈:这个问题点到了一个核心,什么叫海派。“上海学”要研究的就是海派这个说法。“海派”的叫法来源于1930年代。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京派是一种帮派文化,海派是一种帮闲文化。京派比较权贵,是官的帮忙;海派比较商业,是商的帮忙。此后很多人认为海派重商轻文,海派是帮闲的,有一种歧视。
黄:我记得沈从文先生也对海派发表过看法。
陈:我更倾向于把海派比作一种容器。比如水本来是无形的,它装在茶杯里,是这个茶杯的形状;放在鱼缸里,是这个鱼缸的形状;放在更大的容器里,是这个更大容器的形状。水来自于江河湖海,方方面面。上海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容器,它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用原上海画院院长程十发先生的话来说,海派无派。就是说,海派本身没有派系,也不属于任何一派,它是你刚才所说的三种文化的兼容。所谓无派,是一种高境界。因为它无派,所以独树一帜、独一无二。你给它贴各种各样的标签都行,闲情逸致的,开放包容的,中西交汇的,都可以在海派里找到印迹。曾经有领导问我什么叫海派书法,我回答:海派书法就是“这一个”,黑格尔说的“这一个”。“这一个”里有岭南派,有浙派,还有其他。你可以看到很多源头的显现。
黄:吸收了别的派,又不是那个派本身。
陈:这就是所谓一种容器的说法。江南文化源于中原文化,成型于唐宋之间中原人士两度大规模南迁,脱胎于运河之上,本质上是一种亦儒亦商的文化,上海开埠后,“运河文明”走向“海洋文明”,江南文化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包括服饰、绘画、建筑等等。上海的石库门文化在1900年以后兴起,此后几乎每十年变一种样式。上海的弄堂、里弄,步高里,渔阳里,兴业里,到后来的尚贤坊,裕德坊,从里弄走到了新式里弄。石库门的建筑形态中有徽派的影子,体现的不是马头墙,也不是黑瓦白墙,而是经过了改造的“坊”。“坊”吸纳了徽派风格中的瓦当,成了石库门的石头门挡——所谓门当户对。石库门建筑也融合了欧式。前厢房后厢房、前客堂后前堂,有隔开的起居室、书房、厨房,保姆间(又叫厅子间),还有天井。在大构架里规划功能齐全的小格局。把大构架里的小格局弄好了,就是非常海派的一种建筑。这种Town house式样的配置,很适合上海,适合江南的居住环境。
黄:您觉得欧风也好,江南也好,进入上海以后,这些外来东西是如何和本地的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异质性元素或多或少与主流文化有距离,融合不成就麻烦了。
陈:匈牙利人邬达克是典型的外来者,他在“一战”中被打折了腿,成了瘸子。后来跑到上海来,自学成才当了建筑师,留下了77栋建筑,每一栋建筑都不一样。现在看,都是好房子。大光明电影院2006年修复重新开业的时候把他的侄孙子请来了。这说明主流文化不是那么封闭的,是开放的。
黄:您的意思是这个主流文化跟我们说的欧美和江南并不抵触?按您的理解,主流文化本身也是开放的?
陈:早期许多革命者是受过世界文明熏陶的。芦苇荡里不可能直接产生共产党,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是传播的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是在上海印刷出版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媒体有密切关系,而媒体本身又是从国外进来的。比如《字林西报》是第一张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后来才有了《申报》。申报是第一张中国报纸。有报纸做载体也才有后来革命思想的传播,包括江南文化的传承等等。
黄: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素材。我们确实不能按照固有的观念理解主流文化与欧美、江南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外来文化,早期传播的时候与西方和江南文化是很自然的在一起的。
陈:《字林西报》出来了,申报馆就应运而生。1923年上海又有了自己的电台。电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这一切在上海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世界文明和本土文明相结合的产物。上海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处的方式,一开始就是开放包容、自然融合的过程。
黄:按照您的理解,海派是容器,是江南文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成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了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江南文化将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进一步融合,并获得持续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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