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消除对科学的误解的最好方法
就是去阅读一部科学史
文：江晓原

编者按：曾几何时，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这不科学”成了人们嘴里下意识的口头禅，似乎印证了科学的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这却也代表着，科学被滥用于某些本不属于科学范畴的地方，比如，政治、艺术、信仰等等。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先生指出：我们对科学的最大误解，就是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有着强烈的应用倾向，因此，一直将“科”、“技”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本质缺乏理解。”
这一切的缘由，皆可以说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够充分和全面，而理解科学的最好路径，便是先去理解科学史。

▌是谁定义了科学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约两千年前就出现了科学史的萌芽，比如古希腊时代的某些著作。在科学著作中追溯有关的历史人物、著作或事件，一直是西方许多学者的喜好。
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称得上科学史研究的工作。而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通常认为要晚得多。
18世纪出现了一批以各门学科为对象的专科史著作，到19世纪则有了最初的综合性科学通史。

但是，科学史作为一门现代的、专业化的学科，建立起自身的价值标准和研究目的，开始在社会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并且得到社会承认（通俗地说，就是被人们承认为一门“学问”），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

在科学史专业学科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的贡献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

萨顿1884年生于比利时一个富裕家庭中。上大学最初学的是哲学，但是很快就对这门学科感到厌倦，于是改学化学和数学，27岁那年（1911年）以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他青年时代就对科学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要为此献身——因为“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的活生生的、热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
1912年萨顿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ISIS，次年正式出版。该杂志持续出版直至今日，每年四期，外加一期索引，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杂志。

而萨顿的一生为了广泛阅读科学史料，他学习掌握了14种语言，1955年萨顿去世之后，科学史已经成为一个得到公认的学科。萨顿则被公认为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也经常被称为“科学史之父”。
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荣誉“萨顿奖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事实上，该奖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萨顿本人。这些在他确实都是当之无愧的。
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而这就是科学史。

▌科学史无用？其实不然
许多科学史研究者非常不愿意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阅读、学习科学史有什么用？因为他们觉得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科学史的“用处”来。

从那些急功近利的角度来看，科学史确实没什么用。就一般情况而言，它既无助于获取国外大学的奖学金（科学史在西方也是相当冷门的行当），也不能靠它向外企老板争取高薪（除非这家外企是一个专业的科学史网站）。

坦率地说，在早期，科学史可能曾经是这样一门学问：是一种供科学家晚年聊以自慰、或是供某些学者自娱自乐的消闲学问。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上文中“科学史之父”萨顿的作用，从20世纪初开始，科学史已经不是这样了，它已经发展成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

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把科学史的功能大致分四类：
其一，是在帮助人们理解科学本身和认识应如何应用科学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科学史可以带来对于科学本身以及与其内外相关因素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其二，是对于作为其他相关人文学科之基础的功能，也即作为诸如像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研究基础，或者说认识平台。

其三，是科学史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其在一般普及性教育方面的功能，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对两种文化（指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之分裂的弥合，而科学史在科学教育中的功能，相对来说还一直存在有较多的争议。

其四，就是作为科学决策之基础的功能，在这方面，国外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科技政策史的研究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在上述分类中，功能一、二其实可以合并，功能四当然很重要。但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应是功能三。

在教育中发挥作用，是科学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成天方夜谭。

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
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还在20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J.B.Conant）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经受到热烈欢迎。

那时，萨顿正在大声疾呼，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关于这一功能需要，我们可以看看近年美国教育中的一些情况。

1989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建议在教育中加入科学史内容，原因有二：
其一，“离开了具体事例谈科学发展就会很空泛”；
其二，“一些科学进展为人类文化遗产作出过卓越贡献，这些历史篇章为西方文明中各种思潮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
这些被选入的历史篇章有伽利略的理论、牛顿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赖尔核实了地球的漫长历史、巴斯德证实了微生物引起传染病等等。

而后美国将科学史的教育贯穿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过程中，使学生逐步理解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努力，且理解科学的本质。
从此，科学史在美国的教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阅读、学习科学史之方法
读史，最需要讲究阅读逻辑和方法，而读科学史，这种方法则更显重要，只因科学是更为现代、理性的学科。
我们在阅读、学习科学史时，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
一、许多个人对科学传统作出的贡献。即科学史研究中的“人物研究”，通过对科学家个人的研究，可以认识到：科学的探索、作为一种人类努力的科学、科学的本质、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二、历史上，科学是由不同文化中不同的个人来从事的。
三、通过追溯科学史可以表明，科学的革新者们要打破当时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并得出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曾经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按照这三种阅读逻辑，便可成体系化的去理解科学史，然而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点或者说是前提，也是大多数人会走入的一个误区，这个前提即：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是永恒的，今天被认为“正确”的模型，随时都可能被新的、更“正确”的模型所取代，就如托勒密模型被哥白尼模型所取代，哥白尼模型被开普勒模型所取代一样。

如果一种模型一旦被取代，就要从科学殿堂中被踢出去，那科学就将永远只能存在于此时一瞬，它就将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
而我们都知道，科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希腊算起），它有着成长、发展的过程，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是在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
这些后来被证明不正确的内容，好比学生作业中做错的习题，题虽做错了，你却不能说那不是作业的一部分；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虽被放弃了，你同样不能说那不是科学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我们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而科学又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的，同时也是可以、而且应该被讨论的——归根结底它是由人创造出来、发展起来的。
那种将今日的科学神化为天启真理，不容对它进行任何讨论，不容谈论它的有效疆界（因为认定科学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都是和“公众理解科学”这一当代社会活动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
因为对于一个已经被认定的天启真理，理解就是不必要的——既然是真理，你照办就是。

在中国，虽然科学史研究的萌芽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通常认为，真正具有现代专业形态的科学史研究，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里。
而后的几十年，社会生活的改变，文化生活的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的价值，领略到科学史的迷人魅力。

如今的中国，科学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正在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总人数。
这些大部分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虽然他们还会以业余或半业余的方式进行科学史的研究与教学，但毕竟并未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或者也可以称为“改行”。事实上他们活跃于科研、教育、行政、管理、出版等广泛的领域中。
这也表明：受过科学史训练的人可以适应广泛的领域，在很多不同领域成为比较杰出的人才。
因为科学史是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最好的桥梁。科学史的训练和熏陶，对于培养文理兼通的综合素质、对于优化人才的知识结构，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可惜，从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就过于关注科研成果，奉行拿来主义，而长期忽略了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建设，这导致现在我们科学的根基仍然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