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科学奖项首推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在科学领域的三大奖，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最难拿到的大奖。

实际上，国内最难拿到的科学大奖其实是国家科技领域三大最高奖之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这个号称为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不是年年都发，几十年间坚守宁缺毋滥，只颁发给真正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发现、新方法和新规律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或重大进展。

该份奖项究竟有多难得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颁发23次，大约每隔3-4年才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者出现。

能够摘得这一科学桂冠的中国科学家们，无疑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和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优秀国士，他们之中不乏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等名闻遐迩的中国院士，并且绝大部分都被评上了正高级职称，不是当上教授，就是做了研究员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可是，这些一般现实并不能覆盖到所有的得主身上。

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了七个科研项目，其中《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项目的三个来自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获奖人中，第一完成人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王淦昌教授，第二完成人是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丁大钊研究员，而第三完成人是实验物理学家王祝翔副研究员。

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是来自江浙，王淦昌和丁大钊都是江苏同乡，而王祝翔来自浙江。

自古江南好风光，从来江浙多才子。这话用在王祝翔这里也比较恰当。

这位浙江宁波余姚人在求学年代就展现出了在理科方面的非凡天分，俨然就是学霸一样的存在。

1955年，王祝翔从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

随后，他被选拔送往苏联学习和工作。

在苏联，他不但见识了学术殿堂的壮观，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正是20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杜布纳联合所）工作期间，与一群优秀且出色的同事迸发出了科研灵感的火花。

最突出的就是，他参加了当时的老师王淦昌领导的研究组，他们通过实验发现了第一个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项国际领先的研究工作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当时，很多人预测测王淦昌带领的团队（包括丁大钊、王祝翔等核心人员）取得的这项成就很有可能摘得全球物理学家所心仪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8年，王淦昌与他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中国同事，从左至右分别是方守贤、刘乃泉、王淦昌、王祝翔、王蕴玉

回国后，这位实验物理学家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并在断断续续的状态下继续活跃在研究领域。

1973年5月18日至7月6日，王祝翔与张文裕、丁渝、沈宝华、张庆国、朱洪元、徐绍旺、方守贤等8位专家参加的中国高能物理考察组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共考察了9个研究单位。

回国途中，他们顺访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瑞士原子核研究所，有幸见识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机构并与国际同行进行了更多交流。

1978年，王祝翔在美国费米实验室莫玮小组进行的中微子和电子散射的实验中取得了当时最精确的结果，对电磁作用-弱作用的统一理论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实，王祝翔做的优秀工作不止这些。

一心投入科学事业的他很少抛头露面，潜心从事研究，正所谓低调的做人，高调的做事。

高调的结果就是，他既拿到了成果，又出得了专著。

虽然著述并不丰硕，但是他的两部学术专著《气泡室》、《核物理探测器及其应用》都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而付出终无悔。

墙外开花墙内香。1982年，他和曾经的同事王淦昌、丁大钊凭借他们于20多年前在国外做的研究成果，同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如此光鲜的奖励，并不能代替他数十年以来在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贡献。

像王祝翔这样的如此有为的默默奉献型科学家，并不会在意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会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课题研究上。

科学探索路上，王祝翔一路走来，从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高职称，后担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相当于副教授）。

直到退休，他的职称仍定格在副研究员，止步于副教授级别。

或许，因为此种原因，他并不会在意职称评定的结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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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网络信息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