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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2022医学界价值医疗大会暨第三届泰山奖颁奖仪式”在上海召开。年度公共卫生奖被授予了一位94岁的学者，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任主席、中国高血压联盟终身名誉主席、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所长——刘力生教授。

刘力生

“从实验室到临床，再从临床到社区，我们高血压联盟遵循这样的理念，把医学的临床实践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获奖后，刘力生教授这样说。

直到现在，她还坚守在高血压防控一线。于她而言，“高血压”就像是一个不断更新印象的“老朋友”。

在和它打交道的这些年，刘力生经历的每一步，几乎都当得上“开创”二字。

“我能不能不去？”

去做高血压研究，最早，并不是刘力生的“第一志愿”。

在医学道路上，刘力生受自己父亲的影响很大。

她的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毕业的学生，曾在当时的南京中央医院（现南京军区总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在父亲的激励下，刘力生凭自己的努力，也如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1958年，顺利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任心脏内科住院医生。

刘力生早期照片

可就在刘力生满怀期待，想在心脏内科做出一番成绩的时候，带着她的吴英恺教授却想安排她去做高血压研究。

一听这个，刘力生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不去？

一方面，她确实非常喜欢心脏内科，尤其对当时的心脏超声、心电图等技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高血压研究在当时还处在一个“刚刚冒头”的阶段。尽管国际上出版过一些高血压流行病研究报告，可怎么判定血压到底高不高？应该用什么手段去治？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难道真要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吗？

但最后，刘力生还是被说动了。

打动她的，是吴英恺教授的一句话：心脏超声、心电图，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想学当然可以。但更重要的，是去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

高血压，就是当时还没解决的问题。

“我发现，我陷进去了。”

从心脏内科转到高血压研究后，刘力生和同事们便着手进行降压药的相关研究。

为了观察不同降压药的效果，他们分别记录下病人服下萝芙木和利血平两种药物后的血压变化，通过对照来确定哪种药物的疗效更好。但说实话，这个时候的刘力生，还在心里默默惦记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心脏内科。

真正让刘力生在这个方向“越陷越深”的，是1969年“高血压协作组”和首钢集团合作的一次高血压普查，共涉及10450人。

20世纪50年代，首钢医院首任院长王远明，创造性提出“首钢职工与家属，从生到死都要管”的理念，并建立起一套非常建全的医疗预防保健系统。1969年，首钢医院和阜外医院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高血压普查，就是众多合作项目中的一项。

当时，刘力生作为“高血压协作组科研小分队”的一员，和同事们一起，直接下到基层，和首钢集团的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利用工作间隙对工人们进行血压普查。

不查不知道，参与普查的10450名工人中，患病率就高达10.08%！

这个数字，深深刺激了刘力生——仅小范围数据就能筛查出这么多病患，那么放眼全国，这样的患者还有多少？怎样才能切实有效地帮助到这些患者？

在常规治疗外，刘力生开始在首钢集团创造性地建立了高血压分级管理基地，在工人群体中率先开展了脑卒中、急性心肌梗、冠心病猝死登记，填补了我国无此发病率的空白。同时，她和同事们还积极向工人们普及高血压、膳食营养、发病危险因素等知识。

这样的工作，他们一做就是28年，使首钢集团工人群体的脑卒中发病率整体下降了34.6%，死亡率下降了60%。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首钢模式”作为中国高血压防治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首钢模式”相关报道

除“首钢模式”之外，我国当年有关高血压研究、治疗的很多理念，就算是放到现在，也仍具有前沿意义。

比如，高血压研究初期，世界高血压界非常流行一种“巴甫洛夫学说”。这个学说认为，高血压是一种身心疾病，应该关注高级神经活动对血压的影响，提升患者在治疗阶段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感。

因此，刘力生和同事们在1960年开始，就已经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展开了合作，把中西医和心理治疗综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综合快速”高血压治疗理念。

刘力生

战胜高血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指出，我国18岁以上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仅为51.6%，45.8%，16.8%。与国际相比，我国高血压不管是知晓率、治疗率还是控制率都是不够的。这是改善我们全民健康的关键指标之一。

好在，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加入刘力生和老研究员们创建的高血压研究中心，他们接过了接力棒，并将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