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贵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视听传播系主任）何天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后、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政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6期

从广播电视到流媒体视听，视听传播的演进及影响持续深入社会，而作为最典型媒介文化的视听文化，也成为构建当代社会文化的最主要形态之一，普泛性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传统视野下的视听文化，拥有着从生产到传播的一整套牢固结构，也对接着特定视听媒介的承载与表达，由此勾画出人们的视听生活图景。这种状况则在极富变革性和想象力的数字时代逐渐成为过去。

当前，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正迎来结构性的升级与转型。无论是结构意义上的产制规范、传播机制、文化生成，或者过程意义上的视听创作、流通和接受等诸环节，其底层逻辑的重塑正在发生。据此，本文的两位作者展开了一场学术对谈，以期从不同维度对数字视听文化这一议题形成深度讨论，商榷其基本内涵、研究关切与可能的发展进路。

“数字化”与转型中的数字视听文化

数字媒体的崛起塑造出媒介文化的全新面貌，这背后当然潜在着媒介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双重变革；“数字化”对此的改造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成为把握包括视听文化在内的媒介文化转型的一条关键脉络。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数字化”似乎构成了审视今天的媒介演进的“元视角”，如何把握“数字化”之于媒介研究的意义？对“数字化”的理解能否等同于“技术化”？

高贵武（以下简称“高”）：不少学者将数字化浪潮视为媒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演进方向，认为数字化不仅通过提高媒介生产力、改变相应的生产关系驱动其发展，同时也在拓展媒介的形态、特征与功能，并重新定位其在当下社会关系中的坐标。与此同时，媒介也在被重新定义，“世界容纳进一个媒介” ［1］的构想似乎已初现雏形。一方面，数字化渗入媒介的方方面面，进而改变了媒介研究的方向、对象和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数字化进一步凸显了媒介的价值，将媒介研究指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在数字化进程之中，技术变革自然是核心力量之一，但“技术化”并不能涵盖“数字化”的全部意义。其一，“技术化”掩盖了数字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某种程度上，技术可被视为实现数字化目标的手段，而技术化则是数字化的基础性环节之一。此外，数字化还带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的进步，这是“技术化”一词难以统摄的丰富外延；其二，将“数字化”简单化等同于“技术化”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数字化”以及“数字革命”等概念隐喻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也时刻警示着这一现代化革命的负面结果；其三，相较于“技术化”模糊而笼统的指代，“数字化”则进一步明确了当今时代所处的数字技术语境，这也是区别其他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

何天平（以下简称“何”）：高老师提到数字化的进程将媒介研究指向更广阔的“生活世界”，这恰恰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层面理解作为“元视角”的“数字化”在媒介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更深度或言更结构性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一种系统性的可供性视角，整体性地重新配置了媒资的组织及运作方式，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众所采取的行动（也即媒介使用），这就为重新评估媒介或者媒介文化的影响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指向日常生活的媒介文化，其下沉影响是通过数字化得以可能的，也是经由数字化加以强化的，这就不难理解“媒介化生存”何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媒介研究里极富想象力的一块版图——从极其重视甚至单一地凸显媒体功能视角出发来审视媒介（文化）的价值和影响，恐怕早已不足以去廓清媒介（文化）的意涵。以今天的视听传播为例，影像的意义不仅是属于美学的、文化的，泛在的图像已构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话语，深度嵌入在不同社会界面之中，其产生的影响同样多维而复杂。这种整体性的变动和发展，就与前数字时代面对的状况截然不同。前数字时代的数字化在本质上更近似于技术化，更强调通过诸种技术理念和手段的革新来拓宽媒介运用和使用的边界，例如促成更高效或更高品质的阅听等；而今天的数字化则指向意涵更趋丰富的变动，不仅影响媒介使用效果，还能重塑媒介使用场景、改变媒介使用习惯、拓展媒介使用空间等。

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或言数字时代的到来，无疑对视听媒介及其文化的生成产生深刻影响。相较其他类型媒介的研究而言，“数字化”之于视听媒介及其文化发展的独特价值何以体现？

高：某种意义上，从数字化的视角考察视听媒介及其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在于传统意义上“生产者-用户”之间身份、权力和关系的重构，也即“用户的崛起”。一方面，数字化语境下的“用户崛起”重新定义视听媒介的时间轴和空间轴。区别于传统视听媒介的线性播放模式，数字视听媒介不仅在内容编排上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也赋予用户倍速播放等自由，推动观看方式的变革。此外，数字视听媒介在空间维度的想象力也得到巨大释放。例如，在新视听技术手段加持下，经过不断探索构建起立体化虚拟场景，也让用户从“移动观看”走向“沉浸体验”；另一方面，“用户崛起”同样改变了视听媒介的文化生态。大众传播时代里的媒介资源并非为多数人掌握，这就导致视听文化的形成一般遵循“自上而下”的逻辑。数字视听媒介则打破了上述层级结构，形成一种权力分散且相对扁平的关系秩序，媒介资源分散到大众手中，大众得以参与到视听生产环节，其身份则在“内容生产者-内容接受者”的流动中趋向模糊。同时，在相对扁平的关系网络中，分散的用户常基于共同感兴趣的视听内容耦合趣缘圈层、形成圈层文化——细分、多元的文化组成，也是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想象力所在。

何：哪怕是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视听媒介，其数字化程度也是其他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的——毕竟作为早期电子媒介代表的广播电视，其鲜明的多媒体属性就已经构成了报刊等纸质媒介所不具备的数字化特征。当然正如在上述问题里所探讨的，这种在今天看来实属“有限”的数字化程度可能主要是以技术化为表征的。但无论如何，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数字时代的到来，无疑颇为直观地作用在视听媒介及其文化生成之上，充分对接也敏锐反馈着上述日常生活的转向，也带来了高老师论及的“用户的崛起”之变化。与此同时，数字化所激活的这种普遍的能动性（包括但不限于用户的能动性），也赋予了视听传播极大的自主性，趋于丰富的语境化意义生产延伸着视听传播的视野。换言之，如过去般偏重（传统）生产者意志、以文本为中心的视听文化考察，已经很难全方位解析今天的数字视听文化；数字化进程的深化离散了数字视听文化的解释权，不再有铁板一块的生产者意志，视听文本也可以被开放式解读，数字视听文化的建构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其影响是语境化的，对其的阐释也是语境化的。数字化造成视听媒介及其文化发展的脉络趋于“混沌”，呼唤着一种新的规范性审视诞生。

广播电视是传统视听业的主要代表，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数字视听文化就等同于网络视听文化？相较传统视听文化，数字视听文化呈现出哪些新特征、新内涵？

何：以视听媒介的属性来界定视听文化的特征，在传统视听业或许行得通，但放到数字时代的语境下就会失去其适用性和解释力。数字视听媒介属性之丰富、类型之多元，令我们很难再仅仅基于某种媒介渠道或介质的特征去框定相应生成的文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网络视听”这一表述就更多源于业界实践的归纳，更具代表性的一种概括或可称之为流媒体（streaming media）视听，意指基于诸种流媒体技术不间断提供视频信息流（feed）并向用户实施传输的视听形态，其核心的流播（streaming）逻辑与主导传统视听媒介的播映（screening）逻辑构成本质区别，这更能准确揭示数字时代视听传播的特征，既指向了视听生产和传播流程的再造，也延伸着源于流媒体技术的可供性所造就的相应的文化偏向。［2］常被提及的“网络视听”，目前来看尚属流媒体视听发展的初始阶段，处在将传统视听业的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向互联网复制或移植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机制、传播形态还是运营方式的专门建制都尚未成型。如果要说取得何种实质性的进展，“网飞模式”或具有一定代表性。除了媒介逻辑，文化逻辑上的审视也有一定启发性。例如，作为一个专门概念的电视文化，并不能简单视其为电视媒介的文化，而是基于电视媒介及其使用所构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在长期互动、培养之下生成的总体性文化面貌，并促使人们据此适应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3］，无论是“客厅文化”还是“沙发土豆”（电视瘾）的建构都是电视文化的重要表征。同样地，数字视听文化的基本内涵也会被强调为一种以视听为核心手段、对接当下社会关系的文化过程，植根不断趋于原子化（atomized）的社会结构，以个性化、离散化、泛在化的图像经验所共同构架的一种文化经验；相应的特征体现为流动化的图像获取、语境化的开放诠释、多元化的认同建构。

高：我同意你的看法。网络视听文化的兴起，是伴随传统视听内容制播的网络化探索，并基于互联网空间所形成的一种视听文化，其一定程度上仍延续大众传播时代的传播结构。数字视听文化的建构，显然不止于视听文化互联网化这般的单一逻辑。而且如上文所述，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视角在于用户，即洞察用户在数字视听媒介语境下创造了何种特征的文化：第一，数字视听文化的结构呈现圈层化的趋势。其文化结构进一步尊重和彰显了用户作为差异化个体的个性。用户不再被视为同质化、结构化的人的集合，而是具有相近倾向、意图和趣味的多元异质性小群体的集合。［4］第二，文化交往出现背反现象。数字视听媒介的兴起推动文化资源的共创和共享，也降低了文化交流的门槛和成本，但圈层化的文化结构又使得不同用户的交往始终存在一定区隔，理想化的公共交往被圈层化、私人化的交往逐渐取代。第三，用户的文化身份愈显丰富，但也更加不稳定。在数字视听媒介的语境下，用户的身份认同往往建立认知和理解视听文本的基础上，随着用户在不同视听文本中游走，其文化身份也会随之发生极速转变。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数字视听文化的内涵：这是一种既有着鲜明的技术驱动色彩，又强调去中心化的结构组成、注重用户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具有“共创”性质的新视听文化。数字视听文化诞生于媒介融合的阶段之中，伴随着媒介资源、结构、关系等全方位的解构和重组，数字视听媒介尽管可以“集百家之所长”，但也造成其所具有的混杂性特征。从社会语境来看，数字化进程是全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浪潮，数字视听媒介的成长与社会的数字化过程相互协同，与其他社会领域相互渗透，这为其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总体而言，数字视听媒介的兴起是媒介语境下的“融合”和社会语境下的“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融合与协同的持续推进，数字视听媒介和数字视听文化将更深度地嵌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并进一步推动社会文化发展。

数字视听文化的实践与理论建构

数字视听文化的整体性建构也正受到数字技术及媒介环境的深刻影响，呈现出全新内涵和特点，在相应的实践和理论视野下反馈出新动向、新趋势，这样的系统性变革理应予以学术层面的关切。

从实践层面看，数字视听文化的生产发生了何种变化？

高：当下，数字视听文化的生产在广泛的用户参与中走向一种“共创”形态。从数字生产主体看，其聚合的主体多样，既包括传统视听媒介组织，也包括各类新兴视听媒介组织，另一重要组成则是散点化的用户，以规模化态势不断占据数字视听文化的话语权；从生产过程看，数字视听文化不同于传统视听文化囿于意义的闭环，而是如上文所言趋向开放和多元，相应的文化产出也始终处于累进状态；从生产机制看，用户的需求及其审美取向成为推动数字视听文化生产的主要驱动力，也就是说，数字视听文化的生产机制不再是传统时代下对于受众需求的一种想象性创造，而是根植用户的所思所想和心之所向进行的回应性创造；从生产文本看，数字视听文化下的文本往往具有多义性，有着更加复杂的编码过程和解码系统，各类源于用户的“二次创作”构成了对原视听文本的意义冲击和消解，甚至能取而代之催生一种全新的且具有主导性的图像话语权。

何：是的，“共创”的形态带来“共享”的意义，这意味着数字视听文化的生产规则和意义生成都产生了本质变革。上述变革投射到实际的生产实践中，也会在生产要素的配置或生产环节的构造上形成实质改造。高老师所论述的在生产主体、生产过程、生产机制、生产文本等方面的变化，都指向着一种共同的生产实践调适：今天的视听文化生产已经很难仅从一整套共识意义上的生产规范或标准的遵循中来结构自身，视听文化的意义释出也同样会受到在主导性的生产实践之外的多种建构性影响。数字视听文化的多元性带来与之相关的文化意义生产的混杂性，这可能是一种机会空间，为生产实践的创新发展寻求全新增长点；也可能是一种反思视野，内容边界的消散带来专业价值的迷思，这则是令转型中的数字视听业持续困惑的问题。

相较传统视听文化，数字视听文化的接受不止于“观看”，或言重新定义了一种具有能动性的“观看”，例如受众的二次创作、弹幕参与等，都促使视听传播的再生产得以可能。结合实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数字视听文化语境下的“观看”？更进一步而言，上述基于传播层面的变革会为数字视听文化带去怎样的可能性？

何：被进一步数字化、媒介化的“观看”，是数字视听文化在建构过程中带来的一种鲜明变化，表征着视听接受逻辑的一种系统性再造。在传统视听时代，我们更多强调的是“观看方式”，“看什么”和“怎么看”的选择固然反映出一定的观看能动性，但总体而言并不具备充足的灵活度和弹性空间。尤其是与数字时代的观看相比，数字化赋予了视听文化接受更丰富的自主性，“观看”本身具备了解构乃至重构图像意涵的潜质，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社会建构特点，反馈出对社会文化的某种镜像，“观看方式”随之渐变为“观看文化”。如何理解这种观看文化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能动性呢？第一，“观看”的体验不止体现为一种生理机能，多样的技术化观看模式将外在的视听装置集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感官，使得观看视线、视野的延展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第二，“观看”的对象不止于视听文本，无论是倍速播放创造出的心理时间，或者弹幕使用造就的讨论空间，各类观看时空的创设使得被不断“解释”的视听文本成为实质意义上的观看对象。除此之外，“观看”场景的任意性带来观看位置的离散化，观看从“共识寻求”偏转向“个性表达”，人和人之间也通过“观看”建立起多样的社会关系，观看话语的“超文本”生产促成“观看”的权力再生产。［5］

高：是的，重新认识“观看”是我们今天理解数字视听文化的关键线索之一。在约翰·伯格看来，“观看先于语言……正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6］观看的发生依赖知觉器官和视听载体，一如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数字视听媒介的发展进一步延展了人的身体，使“观看”转向上述提到的更为积极能动的文化参与；此外，数字视听媒介也释放了身体在时空上的自由度，其将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不可见之物”以数字化手段呈现在用户面前，模糊了“观看”行为对于真实与虚拟间界限的感知——这是行为/身体维度的变化。而在观念层面，数字视听文化语境下的“观看”可被视为一种个人意识或者集体意识的投射和传递。包括跳播、拖拽、倍速播放在内的观看方式，无不体现着用户对于视听文本的自主选择意识。此外，在数字时代下，用户的“观看”能够量化为精确的数字，并具化为某种可量度的指标，集体“观看”的规模数据转化成直观的市场反馈，传导到视听内容生产端，进而指导相应的生产实践。更进一步而言，数字视听文化语境下的“观看”保有着象征权力的功能，因而具备某种建构性。某种意义上，当下的“观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本”。无论是对于专业化机构提供的视听内容，还是个人通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数字视听工具开展的自我展演，“观看”本身成为能兑换经济利益的价值物。对于“观看”的吸引和争夺，则动态影响了数字视听文化生态中的关系网络和文化构成。

在全新的内涵、特征及其实践观照下，我们应当如何重新把握数字视听文化的理论建构？相较传统视野下的视听传播/视听文化理论，其理论建构的变化对研究者而言具有怎样的启示？

高：在数字视听文化的语境下，诸多传统理论框架面临着许多难以解释的新现象，数字视听文化的理论建构可谓迫在眉睫。但是，由于数字化进程日新月异，数字视听文化的理论构建也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这启发视听传播研究者要在混杂的数字视听文化生态中保持清晰认知，寻找真正重要的研究问题、开拓根本性的研究视角、挖掘可持续的理论资源。在研究问题上，不仅要追问数字视听文化如何生成、具有何种特质、产生何种影响，也要探索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如何与其他文化形态互动、如何与政治和经济等其他社会要素互动；在研究视角上，既要围绕数字视听文化本身，从其鲜明的“用户逻辑”入手，全面考察其运转机制和运作结果，也要将数字视听文化视作一种泛在的社会语境，尝试将之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认知视角；在理论资源的发掘上，要充分探索数字视听文化所延展的理论光谱，诸如微观层面对用户的行为逻辑和文化后果的阐释，中观层面讨论数字视听文化的生态化构建，以及从宏观层面审视数字视听文化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深层关系。

何：我非常认同高老师的看法。视听传播研究或者视听文化研究，曾一度被误解为有且只有文本研究，相应的理论建构也显得无比单薄、匮乏。这当然与过去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状况有紧密关联，繁荣的广播电视内容是无论在生产还是传播层面的考察都绕不开的对象，这种文本中心式的视野不免让研究者认为“只有最显在的文本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但对于今天数字视听文化的考察，其理论建构的逻辑已发生巨大变化，如同高老师提及的“用户逻辑”，我们对此的审视或者阐释都会有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脉络，这就为研究层面带来更多思考——除了内容文本，还有很多议题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数字视听生态，这些变化都是值得探讨的。

数字视听文化的发展进路及其反思

数字文化是当下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数字视听文化则可以被统摄进数字文化的范畴之下。而之所以将数字视听文化视作把握当下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体现着媒介地位在社会关系中的进一步提升和进化。在“万物皆媒、万物皆联”的当下，媒介的形式外延被大大拓展，它为人类社会的连接提供新的方式、新的尺度和新的标准。［7］

“数字化”之于视听文化发展的意义积极而深刻，但这总是表现为一种乐观的审视吗？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据此全面、积极地拥抱这种变化？

高：我们应当理性辩证地看待这种变化，伴随数字视听媒介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尤值得关注。第一，数字视听文化的生产主体趋向多元，可能导致主流文化价值的消解。当下，用户的数字视听实践呈现出去价值化的狂欢，不少人凭借无厘头搞怪、滑稽荒诞的情景表演、冷嘲热讽的黑色幽默等方式吸引“观看”，这使得数字视听文化下的内容生产呈现出某些消解意义、拒斥宏大叙事的取向，潜藏着走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崩塌的风险。第二，数字视听文化催生的新消费主义有待进一步考察。如上文所述，数字时代的“观看”已作为一种可精确量度的“资本”被纳入商品生产、流通、交换与消费的运行机制之中，对于“观看”的抢夺和占领将不断物化数字视听文化中的审美资源和文化品位，出现批量拼贴和复制的同质化产品，使之陷入新的消费主义泥淖。第三，数字视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传统群体、传统生活、传统文化的代际断连。伴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数字鸿沟问题日益突出，不同群体在掌握、运用数字工具技术以及技术获得或分享层面的差异巨大，这会进一步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状况发生。第四，数字视听文化的圈层化结构隐藏着再结构化的问题。一方面，是群体的再结构化问题。文化圈层的存在预示着形成文化壁垒、阻隔文化交往、激化文化交锋等风险，例如当下的“粉圈”状况。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的再结构化问题。在不同的圈层之中始终会出现占有最多资源/话语权的“领头人”，并运作出一套圈层内的层级次序和运转规则，成为影响文化生态的不稳定因素。

何：尽管数字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化，但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有这样的构造存在，一个特别基本的议题就会浮出水面：技术的价值偏向如何塑造数字视听文化的面貌？而这个几乎可谓关乎所有数字文化的核心思考，就在不断提醒我们对此应当审慎看待，也需要保有反思的视野。例如，前文提及观看从“共识寻求”偏转向“个性表达”的变化，造成传统视听文化所依托的场景结构被打破，诸如电视与家庭场景的关联等也在逐步被取消。数字化带来的看似更为自主、自由的技术观看，也让数字视听文化整体性地面临去公共性的危机。又如，技术对数字视听生态施予的某种控制机制，或潜在地造成茧房效应，令人们看似拥有更多视听选择却可能长期、持续浸淫在某种特定类型的视听接受之中，一如今天的短视频使用，这是否可能造成如阿多诺所言的“审美暴力”问题？诸如此类的状况，都是需要关切和警惕的。

数字文化本身具有的混杂性、多元性等特点，同样可能造成数字视听文化的不确定性，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数字视听文化的研究仅仅是对相关实践的紧密跟进，以研究去“复刻”或者“反映”这些变化？更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持有一种怎样的视野去审视数字视听文化的未来？

何：数字视听生态及其文化的变化，确实表现出实践驱动的鲜明特点，对此的把握和洞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数字视听文化这样一个“混沌”的议题，实践提供的线索是开展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据，一切脱离实践的探讨都毫无意义。当然，这种对实践的重视，绝不意味着研究只是“跟进”诸种现象和状况。数字视听文化之所以构成一个亟待厘清的学术议题，源于对其的描述和阐释尚缺乏一种凸显规范性和普遍性的基本框架。学界对数字文化呈现出的高度混杂性等特点已有诸多论述，这也是区别于对传统媒介文化的本质理解，一如数字视听文化所表现出的多元面向、多种影响，及其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普遍作用，致使我们很难再用一种单一的要素、维度或者框架来理解数字视听媒介及其传播，数字生态本身就是强调异质性的，如何归纳和提炼出把握数字视听文化的一般规律和结构，是研究层面值得开展也理应开展的工作，这当然无法仅仅依靠描述实践变化来实现。

高：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两者的结合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于数字视听文化的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反映”的关系，将其中复杂关系简单化的倾向会导致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忽视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作用；也会使得理论的探索停留于对眼前问题和表层现象的追逐，无法把握数字视听文化的发展实质。正如数字视听文化促进了用户的主观能动性一样，研究者们也要在新的媒介语境下激发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我们或可采取一种联系的视角审视数字视听文化的当下和未来。数字视听文化与社会诸多要素紧密关联，如前所述，它已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根植于丰富的媒介语境和社会语境之下。因此，我们考察数字视听文化不单单在于考察这一对象，也要将其联系的人、事、物、场等纳入视野之中，既要有细致严谨的微观审视，也要有俯瞰全局的宏观思辨。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道的“三种境界”般，我们只有拨清数字视听文化的复杂性迷雾、找到关键问题，最终才能体会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奇妙。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高贵武,何天平.“数字视听文化”学术对谈：基本内涵、研究关切及发展进路[J].青年记者,2022(16):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