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参与公益,用效率和透明解决问题

互联网创造的新问题,用互联网的方法解决。




文丨陆然



互联网改变了几乎一切行业的运行效率,也包括公益事业。2015 年,腾讯公益发起 “99 公益日”,205 万人参与,总募资 1.27 亿元。到 2021 年,参与人数和募捐金额都增加了至少 34 倍。


就像技术颠覆的其他行业一样,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煽动情绪、虚假信息传播也变得更容易。早在 2012 年,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刚火爆起来,就有人提出 “回响计划”,要以第三方力量来追踪慈善募资。但那时候人们很乐观,更愿意相信互联网带来的改变大多是好的。


然后,一些事情改变了人们的态度。2016 年标志性的罗尔事件,罗尔将女儿患白血病的病情发布网络求助,获得公众捐赠数百万元,却隐瞒自己拥有三套房产,并拒绝卖房救女。反转的剧情,一时间让大家对互联网上的求助信息起了警惕之心。几年后,又有 “众筹顾问” 在 ICU 病房扫楼众筹,利用奄奄一息的病人卖惨拿提成。


几起类似事件发生后,所在的平台都做了处理。但信任一点一滴积累而成,一次欺骗就会使它瞬间丧失。


微博诞生 13 年、微信朋友圈上线十年,对于网络上的信息,大家渐渐有些防备,变得不置可否,甚至连转发都要评估一下,会不会等一天就有反转。不管说话的人看似多权威、叙述看上去多像真的,人们似乎已经不如往昔的信任,这对依赖捐助的公益事业影响更加直接。


有人会怀念曾经的简单日子,在一个信息流动慢的时代,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互联网增加更多信息的流动,也带来更大的分辨难度。当然,人不会退回到效率更低、信息更不通畅的年代。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最终还需要技术来解决。



不求回报的 “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公开出售股份,所有权也从几个人变成大众。于是所有上市公司每年都必须召开股东大会,向持股人披露公司业绩及数据,并接受持股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质疑——有时甚至剑拔弩张。


“大象食堂” 公益项目负责人、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今年也遇到了类似的质疑。


“为什么你们不是给大象买食物,而是把钱给村民?我们是保护大象,不是保护村民。” 今年 6 月 28 日,举行的公益股东人大会上,这是 “公益五问” 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尖锐的问题。



这是张锡炎常常遇到的问题。他再一次从头说起:“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谁在保护大象?肯定是人,哪些人?一部分是你们这些喜欢大象、热爱动物的网友们,但还有一部分人是和大象一起祖祖辈辈生活在西双版纳这片雨林里的各族老百姓。过去几十年,他们为了保护大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如今他们却成了保护大象的受害者。“


西双版纳的野生亚洲象在 1970 年代只有 170 头左右,如今已经有了 300 多头。2021 年末,西双版纳 130 万常住人口。根据西双版纳林业局统计,1991 至 2016 年当地因野生亚洲象肇事导致 65 万人次受灾,其中 55 人死亡,粮食损失约 8.5 万亩、经济作物损失约 3.6 万吨。


环境保护最终是保护一片生态。就像经济生态一样,任何粗暴的干涉,不管抱有怎样良好的初心,都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


当地山地民族过去开垦田地依照轮作休耕的方式,当一块田地耕作几年后,就会将其撂荒来恢复土地的肥力,这块被撂荒的地,就会长出大象爱吃的野芭蕉、竹子、棕叶芦等。人们离开,大象便会过来吃这些野生食物。过几年,人们再回来耕作,另一块地再留给大象,这就是最原始,也是无意中诞生的 “大象食堂”。


近几十年,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当地人改种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大象没法吃。最初的解决办法是划保护区,禁止人进出大象主要生活的地区,更不允许在其中开垦。“食堂” 在没有人的干预后消失,被高大的乔木替代,森林覆盖率从 80% 多长到了 98%。这反倒减少了大象的生存空间。


于是大象们为了寻找食物,越走越远,甚至直接走到村镇觅食。在过去几年,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就发现野生亚洲象因为食源地不足,从西双版纳开始北上到普洱。去年,一群野生亚洲象一路走了一年多,走到了昆明。


“人象共生” 变成了 “人象冲突”。西双版纳 2019 年 4 个月内曾发生 8 起野生亚洲象肇事事件,造成 7 人死亡,1 人受伤。


耕地被吃、房屋毁坏,村民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获得部分理赔,且需要清晰证明损失由大象造成。更多的是间接经济损失,大象游荡到人类活动范围,当地居民需要居家甚至转移。有时大象游荡一到两个月才走,停工停产的损失只能自己承担。


想了几种方案后,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决定重新建立 “大象食堂”,用筹集的善款补贴村民,让他们放弃一部分经济作物,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田地改种大象能吃的食物。大象能吃饱,就不会跋涉去村镇觅食。


这样复杂的逻辑,很多时候并不能在一条 140 字的微博或者一个 15 秒的视频里说清楚。


被救助的小象 “羊妞” 与饲养员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对《晚点 LatePost》表示:公益机构不是商业组织,它不可能将有限的资金用来成立市场部、公关部,也不会有相关预算,在发声上天然处于弱势的地位,很难将复杂的项目难题、历史成因简单的向公众解释清楚。


除了公益股东人大会,腾讯公益今年另一个加强公益透明度的新项目 “公益真探”,邀请了捐赠人作为 “真探” 来亲自探查公益项目的进展情况。其中一位 “真探” 就来到了西双版纳,考察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 “热带雨林修复” 项目。


“真探” 知识丰富,在出发前做足了功课,但她的提问却让张锡炎感到难以回答。比如关于 “热带雨林修复” 项目,橡胶树被砍掉后,为什么只种了一批铁刀木?为了恢复雨林的生物多样性,不应该种更多样化的植物吗?雨林修复后,土壤的质量有没有提升?


“这些问题都是对的,但是小真探不知道的是,我们很多项目最后的成果,其实都是靠妥协才能达到。”,他苦笑道。比如关于植物的选择,他们也想二三十种树木混着种,但资金有限只能提供当下就有的树苗。这一批运来的就全部是铁刀木树苗,那就先种上。为了回答真探的问题,他曾找到专业的地质检测机构问价,但一份详细报告的报价 20-40 万元左右。而基金会采购的最便宜的树苗一颗为 15 元,40 万元足够他们种上 2.6 万颗树,足够覆盖 400 亩地。


有机会解释之后,质疑者最终都理解 “大象食堂” 为什么这么做。而张锡炎也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量增加项目在科学性上的一些反馈——哪怕在大象食源地先装上一个摄像头呢?


自然界生态复杂,人也一样。


“外婆的礼物” 是较早发起 “以买代捐” 的公益项目,他们通过善款免费给受助人提供鸡雏,让受助人繁殖鸡蛋,再由机构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鸡蛋,并回馈一部分给捐赠人。项目曾受到过很多人的质疑,因为负责生产的人,是一群大山中 60 - 80 岁的老人们。


在另一场公益股东人大会上,“外婆的礼物” 项目发起者、旬阳市守望大山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张新斌被问道:“外婆的劳动力便宜,怎么保证机构不会从中获利?”、“以买代捐是否科学合理,是不是比直接捐钱更能帮到人?”


这些问题张新斌并不陌生。他出身于穷困山区,2013 年外婆去世,他回到大山,看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更孤独、更被遗忘,生活更加萧条破败的样子,让他决心为他们做一些事。


一开始他也是向老人们捐钱捐物,直到被几个老人拒绝,或被老人执意以物换物后,他突然明白过来,也许慈善不该这么做。


这些山区的留守老人,靠艰苦的耕种劳作满足温饱,一年的收入只有几百块钱,贫穷贯穿了许多老人的一生,也像是一种伤疤,他们无力改变现状,却也不愿成为被捐助对象。


那如果让他们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呢?张新斌思考后,决定改变做法。他用筹到的善款来免费为老人发放鸡苗、猪仔、饲料等,再回收产品,帮助老人赚钱。他们以高于市场价的保底价格回收老人们的全部鸡蛋,再将鸡蛋回馈给捐赠者和对外销售,来维持机构的运营。


通过养鸡回收鸡蛋的老人们,年收入从几百块提升到 5000 多元,但最触动老人的,依然是他们在晚年发现自己仍有能力改变生活。


高山上,剁菜喂鸡的老人


即便是看上去最简单的帮助贫困人群,实践中也需要考虑很多东西,不是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愿意被白白施舍。如果不是面对面,这一点却非常难以解释清楚。



四年探索,用互联网技术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新问题



2016 年,“罗尔事件” 的出现,将互联网公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风险性推向了极致。


罗尔的女儿罗一笑,先后被查出疑似白血病,之后确诊白血病、并因脏器衰竭转入 ICU 的几个月中,罗尔发表了多篇文章表达对女儿的深情和救治意愿,并引导广大网友通过公众号文章打赏、私人转账等形式进行捐赠。在女儿转入 ICU 后,罗尔撰写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连续两天达到微信公众号单日打赏的阈值(5 万元),他开始让网友加其私人微信号继续捐赠。


短短数日,根据后来深圳市民政局退回给网友的赞赏,罗尔已经从网友处获得捐赠共计 252 万元,还不算私人转账以及之前、之后文章获得的打赏。


罗尔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有 3 套房产及是多家公司法人的事实,但不会卖房救女,而是要留给儿子、老婆及自己。罗一笑的住院账单也被公布,住院百天及 ICU 费用中刨去医保报销、基金会捐赠和社会募捐,罗尔实际支付了 1453 元。


“罗尔事件” 震惊了社会,也倒逼腾讯公益等几家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考虑互联网对捐助的影响:如何核验及减少虚假信息;如何降低情绪捐赠、激情捐赠带来的风险。


在 2018 年,腾讯公益推出了 “回响计划”,邀请媒体、监管机构等第三方力量来实地考察项目实际的进展和成果,通过报导或者报告的形式来展示。但是运行了两年后,却发现这种形式过于碎片化,只能展现互联网公益的一小部分流程或故事,于是在 2020 年暂停了一年。


接下来的两年,腾讯公益在财务透明上又进行了新的创新:引入区块链,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性确保募捐进入正确账户,并且不会被其它主体挪用;和德勤会计所合作,引入审计机制,以检验公益机构的财务数据准确无误。


但区块链只是善款透明流程中的一小段,这笔钱最后有没有被用到位,审计仅能证明公益机构的财务数据正确,却无法完全保证钱是否被用在了项目的初衷上,使用方法又是否科学。


当探索陷入僵局后,一个民间公益事件启发了团队。


2021 年郑州遭遇暴雨引起洪灾,一份 “24 小时救命文档” 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广为流传,上面标注了大量郑州各处的救援信息,在民间传递和补充,是大众自发的行为。巧合的是,大众用的工具正是腾讯文档,这使腾讯公益团队受到启发。


在后来的复盘上,他们思考还有什么工具可用?便想到了腾讯会议。想要让捐赠者更深度了解项目、形成监督,面对面的开会是否更好?于是想到了模仿商业机构的股东大会形式,设置三个必须环节:公益五问,财报公开,答股东人问。


一开始腾讯公益邀请了 4、5 家公益机构召开股东人大会,但被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有的大机构以时间紧急,事务较多,谢绝邀约;有的考虑运营操作不一定被大众理解,反而影响机构募资而拒绝;有的则害怕网友现场提问难以马上解答,会带来负面效应而暂不参加。


包括张新斌一开始的态度也是有些担忧的,“万一我答不上来影响了项目怎么办?”,他十分担心。但最终经过沟通,他意识到其实和捐赠人交流清楚,是对项目更好的发展,甚至在开了一场之后,又跑到大山里,跟外婆们又开了一场。


专注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满天星公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梁海光认为这是一次补充机构能力的机会:公益机构具备回答公众的能力吗?他将其视作一种锻炼。


得到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捐赠图书馆的儿童



从 “捐钱” 到 “参与”



1880 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由一群艺术家、收藏家、银行家的捐助建成。正值美国镀金年代,贫富差距达到顶峰。典礼上,大律师 Joseph Choate 对在场的工业巨头们说:“在座的各行各业的富豪们,想想吧。如果听我们的建议,把猪肉变成瓷器、作物变成无价的陶器、让矿石般粗糙的商贸变成大理石雕刻,你们将留下怎样的荣耀。”


慈善在全球曾经主要是少数有钱人参与的项目。他们通过捐赠回馈社会,将财富变成不朽的遗产。


这个模式下,基金会往往规模很大,有知名人士组成的理事会监督和背书,建有完备的团队和外界沟通。


但今天所有高效率的事业几乎都通过数字技术串联起大众,公益事业也是如此。互联网聚集起星星点点善意,让更小的项目、更多的项目可以投入运行,更快也更灵活,能解决曾经大基金会们难以顾及的方面。


腾讯公益上 “蓝嘴唇的孩子” 就曾以小见大。肺动脉高压患者因为长期缺氧,嘴唇经常是蓝紫色,所以常被称作 “蓝嘴唇”。患这种病在冬天吸入冷空气,会产生撕裂般的疼痛,呼吸困难,必须服用药物,但药物昂贵,且不在医保,有的家庭可能用一些药物替代,例如 “伟哥”。因为药物几乎天天要吃,每个月都要花掉数千甚至上万元。


中国有约 500-800 万患者遭受着肺动脉高压的折磨,其中一名患者小雅仅有 8 岁,因为自己独自上药店买 “伟哥” 得到关注。


在小雅还未得到曝光之前,小雅曾通过网络筹款得到 6 万元的救治费,并依靠这笔费用挺过了一段相当艰险的治疗期。


在腾讯公益的推动下,小雅得到了白云山制药厂赠送的药物,并且承诺将提供 3 年的药品。最后,河南省医保局将波生坦在内的 4 种肺动脉高压适用药纳入医保范畴。


小雅父母始终不知道最初的 6 万元来自于哪些人,善良的网友们无心插柳,让小雅被看到,最终帮助了一个群体的社会福利得到改善,如果那群捐助者知晓后续,会觉得这种改变社会的成就感是巨大的。


消费者花钱后,得到的是商品或服务;人们为公益付出自己辛苦劳动挣来的钱,他们需要的是给自己一种持续的驱动力:凭借微小的善意,推动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个过程,需要平台和机构不断的收集信息、传递信息,让捐赠者得到清晰的感知和回馈感,从而更有动力进行复捐或者亲身参与到公益中。


“公益股东人大会可能会是一种解决方案。”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表示。


互联网除了效率,它的价值还在于降低沟通难度,让捐几块钱的人也能直接和组织者对话,知道自己的钱究竟产生了什么。


另一方面,大众也确实不那么了解公益机构,很多捐赠者通过股东人大会才第一次知道,做公益的人也需要有基本薪资来保证生活。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的成员基本都有本科以上的学历,不少成员来源于中山大学、英国利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管理、广告、工程专业并具备硕士学位。他们本可以选择报酬更优渥的工作机会,但却放弃那些机会,留在了人均工资 7000 元的公益项目。他们拿到的第一笔大额善款,对方却要求每一分钱都不许用作管理费,团队成员硬是咬着牙,通过理事们的帮助信守承诺撑了下来。


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只有 7 名员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 2000~3000 元,有的需要兼职打工送外卖才能维持生计。却要为保护大象和恢复雨林,将每一分善款都精打细算在村民的经济问题上。


旬阳市守望大山志愿者协会的人均工资 4000-5000 元,为了帮助老人,他们用高于市场标准的保底价,不分好坏的收购老人的鸡蛋;为了机构的生存,他们自掏快递、包装费用将鸡蛋做二次销售来贴补机构运维费用和员工工资。


“反转” 是今天的一个流行词,社交网络上每一起激起巨大情绪的事件发生,越来越多的人都表示怀疑,等待 “反转”。


但公益经不起 “反转”,它永远需要更透明、更直接有效的沟通,即便不一定让每个人都能理解。


就像大会间隙,张锡炎在闲聊时说的:“我知道这些话,我已经说过千百遍了,但是只要还有人在听,我就会持续的讲下去。因为我不讲就不会有人知道,但只要有一个人他听懂了。这颗种子,我就在他心里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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