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让我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做任何事情。收发邮件、看新闻、看电影、听音乐、办公……过去要在不同地方做的事情现在全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做了。或者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成任何其他地方了。但是，这种超空间感真的就好吗？Ian Bogost对此进行了反思。原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标题是：Every Place Is the Same Now
那些年纪够大到能记住租碟店的人会想起当年在货架前面选碟时的那种犹豫不决。有那么多的选择，似乎任何一张都没有吸引力或者吸引力不够大。不同的口味或者一时间的喜好似乎不可能进行平衡。所有的碟都在那里摆着，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看的。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选择看什么节目或电影的那种犹豫不决只会变得更糟。首先，有限电视就有好几百个频道。而现在，每一种流媒体服务都要求观众在不同的设备上操纵不同的软件，通过Hulu、Netflix、AppleTV +的界面到处乱逛，好找到“值得一看”的东西。百事达（Blockbuster，音像出租连锁店）虽然已经没了，但对它的过道的那种恐惧感依然会在你的卧室油然升起。
同样的模式在无数的活动上重复着，工作方面的跟休闲方面的一样多。任何地方都变得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好。办公室是接收电子邮件的合适场所，床或厕所也是。你可以在书房看电视，也可以在汽车或咖啡店里看电视，可以把这些空间变成即临时影院。你可以在等待孩子的独奏会开始的时候通过app买点东西。这类习惯会令时间压缩，但也会变换空间。没有地方会让人感觉特别引人注目，每个地方都容纳着彼此的快乐和负担。有太多的事情都可以在家做，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家呢？
假期的时候，我的家人走路去亚特兰大郊区的一家购物中心看《星球大战：天行者的崛起》。那里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提供杜比视界（Dolby Vision）和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视听效果的影院，我们认为为了那更加丰富的色彩饱和度以及那种震到地板都轰轰作响的音效，走25公里的路是值得的。
看新电影是你确实没法在家进行的少数娱乐活动之一（当然，除非你很有钱）。即便如此，美国院线的上座率在2017年也达到25年来的最低点。有线电视和流媒体服务太多了，看电影的人根本没必要离开沙发。随着Netflix、Amazon和苹果加入进来跟主流工作室竞争，电视节目现在享有一样的声望，而且还包括以前只有电影才有的预算。今天，像《星球大战》这样的“电影大片”（event movies）是吸引人们去电影院的最佳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前有这么多的电影都是动作大片。这并不是像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去年的担心那样，因为活动影像已经麻木成艺术，而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小屏幕上。斯科塞斯的最新电影《爱尔兰人》只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在有限的影院发行不到一个月之后，这部电影就开始在Netflix上播放了。
在去二十年的时间里，电影技术也已渗透到家庭里面。大屏电视和环绕立体声接收器出现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当宽屏高清电视开始流行（然后价格又开始亲民）时，家庭影院跟电影相比开始显现出日常使用的竞争力。平板电视很快被固定在住宅的墙壁上、卧室里以及壁炉上方。跟漫威或卢卡斯电影那种动作大片不同，《爱尔兰人》在这些家庭电视装置上的表现看起来很棒，这使得许多书房、卧室以及大房间成为了影院合适的代理。
但是这部电影在智能手机屏幕上的放映效果也一样出色。屏幕距观看者脸部近在咫尺，音效通过耳机馈送，Netflix也可以让人身临其境。就像家庭影院的扩散一样，智能手机开始把电视带到沙发、椅子或床上。影院现在可以在整个家的空间内自由流淌。电影和电视娱乐已几乎遍及每一个建筑空间。担心家庭影院取代影院的标准关心的是影院，但是家庭呢？书房或卧室必须承担额外的责任，要承担其他活动场所的功能。
智能手机将继续并加速这一进程。如果配偶想睡觉了，起码你得把卧室的电视关了。节目移至智能手机屏幕后，每个沙发垫都将变成自己的微型家庭影院：小孩设备上的《老虎丹尼尔的邻居们》，父亲设备上的《曼达洛人》，少年设备上的《怪奇物语》。
建筑评论家预计，现代生活会改变空间感。大约在30年前，法国人类学家马克· 欧杰（Marc Augé）杜撰出“非场所”（non-place）这个词来描述一系列会令人的自我意识受到抑制甚至消失的过渡性空间。像机场、酒店、购物中心、超市以及高速公路都属于非场所。对于这些场所来说是一种悲哀，因为跟合法场所不一样，人类从来就没有真正占据过非场所。他们只是途经过它们，然后到达欧杰所谓的“地方”（anthropological places） ，比如学校、住宅或者纪念碑等。
自那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非场所的情况是有增有减。一方面，非场所变得比过去多得多了，大家会更频繁地遭遇它们。机场、火车站更多了，更多旅客更频繁地在其间穿梭。酒店大堂和会议中心更多了，很多都在夸耀自己的美食广场和购物广场，那算是嵌入到非场所之中的非场所。
另一方面，非场所的匿名性和无用性已经被智能手机给破坏了。每一个候机区，每一个豪华大堂的沙发区，咖啡店的每一张木质烤漆的靠椅都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顾客的任意空间。机场或咖啡厅也可以是办公室和电影院，针织俱乐部以及教室。
非场所总是被人嘲笑。欧杰本人把非场所的崛起称为是“入侵”，带来了“超现代化”，引入了太多专为个体活动而不是集体活动准备的死空间（dead space）。他预言，这些地方的一致性（每个机场和酒店都很相像）会扩散成为祸害，这会剥夺人类表达自我的机会建成环境。
超现代化的确来了，但实现的方式跟欧杰及其后继所预言且害怕的不太一样。你不再需要像超市或会议中心这样的工业化空间，就可以将非场所的匿名性合并在一起。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一方面，超现代化的壁垒变得比以往更加的个人化了。你也许在机场航站楼曾无意听到过旁边的一个商务电话，或者在星巴克目睹过旁边那个人因为感情问题而情绪爆发。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甚至是欧杰所认为的赋予人体验背景的场所，都可以同样的匿名化。
你走进自己的客厅，看见自己的爱人或儿子坐在沙发上，在注视或敲打设备。你会想，他们在做什么呢？看电子邮件？还是电视？或者不可描述的东西？还是在买东西？或者换种方式，这个问题其实是：他们把什么不一样的空间合并到了家这个共享空间里面？答案一般都是不知道，就像一个app消隐另一个app浮现一样，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空间很快就会被另一个空间所取代。看起来非场所的泛滥并不是问题。相反，技术使得隐私和连接发展得过于旺盛，无所不在了。现在，每个空间都是一个超空间，一个可以跟其他空间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在个人设备变得无处不在的很久之前，超空间就已经兴起了好几十年。几年前，当计算机彼此之间还不怎么对话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Damon会从他的家出发，走路或骑自行车到几个街区之遥的7-11去玩街机游戏。我应该说是去玩那个街机游戏；他们那里有那个游戏，如果我们在那里逗留太久的话，店员最后会把我们赶出去。“这里不是游乐场！”
但是，当时的游乐场还属于肮脏的地方。一些父母会劝阻甚至禁止孩子去那里。所以，我们会跑到保龄球馆（其实也干净不到那里去，甚至还更脏）、便利店、自助洗衣店——所有大家用来换取空闲时间地方——方法就是把硬币塞进去。
后来Damon和他的兄弟弄到了一部任天堂。这玩意儿使得便利店和游乐场一下子变成多余了。现在，我们可以坐在他家那厚厚的卧室地毯上打鸭子或玩超级玛丽了。后来，街机彻底撤离了7-11，街机业务完蛋了。就像VCR对影院所做的事情那样，卧室和书房把街机引入到房间。正如欧杰所言，人永远，永远都不会呆在家里。
将工作带回家通常是指把实际的工作从办公室搬回到家里，这包括公文包里面的文件，或者坐在书房要回拨的电话清单。不过现在，把工作带回家描述的是一种更具概念性和整体性的实践。得益于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宽带、app和云服务，每个人都可以一直在工作：在餐桌下发电子邮件，在关上车门和打开前门之间回复Slack消息，在厨房柜台上把收据拍下来处理费用报告，这些都是工作。
跟这些活动相关的不安通常被推断为工作时间冲击到一度是私人的时间。以前，我曾经用“超就业”（hyperemployment）来形容每个人都有没完没了的工作，那些他们能拿到报酬以外的工作。我的同事Derek Thompson称美国人对工作主义几乎有着宗教般的信仰。但是，超就业和工作主义部分也是建筑环境变得越来越超空间的后果。不仅工作可以随身携带回家，而且办公室也能带回来了。智能手机具有无限的便携性，可以把进入到工作场所的每个空间都变成现实。一旦打开Salesforce ，你所在的任何房间都可以是会议室。
这些地方是为目的而存在的，当这些目的移居到新的场所时，它们也会把栖居住过去那个家的幽灵带进来。卫生间是洗澡或丢弃人类排泄物的地方。但如果把手机带进去的话，那也可以是一个办公室，你可以在里面用Workday等企业资源管理软件去上采购单，可以是一个影院，你可以在Netflix上看《王冠》，可以一间教室，让你在Duolingo 上练习拉脱维亚语，开远市一家旅行社，让你去达美航空预定航班。而且你的办公室也不仅仅只能在家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在健身房，在火车站，在美食酒吧，在驾驶座等。
这种能力奠定了计算的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基础。它还把使用智能手机的个人转化为曾进行过那些离散活动的空间，或者至少转化成对那些空间的文化记忆。主管找借口在吃饭的时候发了一条信息，这不仅把工作带到了餐桌，而且还把她送回到了办公室。商务出差者在候诊室预订了一趟航班，就相当于把自己远程传送到旅行社或机场售票处。
这些改变令一度是特定活动发生场所的空间变得空洞。一旦被Spotify 或Amazon接管，唱片店或服装精品店的独特氛围和精神能量就会消失不见。外围空间，比如通向它们的公交线路或道路，以及位于其两侧的咖啡馆或珍珠奶茶店也会慢慢衰落。
但是，计算对场所的无动于衷也令使用智能手机的空间陷入到自己的混乱。这些空间记忆当中的某个一旦涌现，就会被隐藏在下面的另一个竞争性空间所取代。你可能刚安顿下来开始看一集《大英烤焗大赛》，然后马上又收到了一条Slack通知，你的沙发一下子就变成了临时会议室，然后又再换成沙发。但以下一样有可能：你拉开被单，然后打开YouTube，播放一段ASMR视频，这样就能在卧室的上方加了一个冥想室。或者，你坐在马桶上浏览Facebook的动态消息，希望用酒吧或者咖啡馆的嘈杂声来改善一下厕所的死气沉沉。
这很容易做到，但却令人迷人了方向，使得房间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空间。直到20世纪的时候，大家为了某件事几乎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屋子：去工作、吃饭或购物，或者放松一下，去见见别人什么的。有好几十年，一家里面可能只有一台收音机，然后是几台收音机再加上一台电视机。呆在屋子外面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呆在家里面。但是现在，在家里不仅几乎就可以做任何事，而且也是最简单的选择。我们祖先的问题已经被扭转：现在，家是一所用便利束缚我们的监狱，需要有特殊的帮助才能逃脱。
看完《星球大战》，那种场所的特殊性令我们精神焕发，于是我的家人渴望要进一步获得那种自由感。所以我们又跑到Dave＆Buster's闲逛了几个小时，这个地方是郊区烧烤吧+频游戏机店+儿童娱乐场的邪恶结合。它是出奇老鼠（Chuck E. Cheese’s Pizza Time Theatre）的后代，是雅达利（Atari）的创始人Nolan Bushnell在1977年建立起来的，作为玩游戏的游乐场和小酒馆的一个适合家庭的替代品。
在Dave＆Buster's的喧嚣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设备已经在等着我们：像《糖果粉碎传奇》这样的大型移动游戏作品充斥着整个地方，用街机的尺寸进行了重新设计。这一度这似乎会被视为一个有违常理的笑话。但是现在，任何摆脱超空间的缓解都令人感到情真意切。我们很乐意花钱到这里闲逛，去玩我们兜里本来就有的app的放大版，而不是回到汽车上，然后是在高速公路上，再回到家里，重新撤回到只能呢个手机那个方寸之间的小屏幕上。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