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姚旭 博士 复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阅读《创新+平等》一书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不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拆分开来单独讨论，“创新与平等”都是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针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既与如何制造出“仿生人”和“电子羊”的技术有关，也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思辨有关——不仅涉及命题背后的技术研发与迭代，还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哲学等等复合维度的分析。作者乔舒亚·甘斯教授和安德鲁·利博士在简洁明快、逻辑连贯的论述中，展示了有关创新与平等的多个学科与思考层次的融合。得益于石烁博士专业而流畅的翻译，我有幸先睹为快，其中最令我感到兴致盎然的，是关于技术发展的叙事与预期之争。

[加]乔舒亚·甘斯（Joshua Gans）、［澳］安德鲁·利（Andrew Leigh）著 

石烁、郑秀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1月版

创新的底座毫无疑问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迭代，在工业革命以后的200年间，人类文明寻求技术突破的努力被以极高的加速度兑现。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了一个宇宙文明间的“黑暗森林”理论，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叫做“技术爆炸”——若有一个宇宙间的超级观察者，会惊讶地发现在一个叫做“地球”的星球上，从古猿人到“文字”的出现历经了数百万年，把人送上天“只”用了数千年，紧接着数十年就可以飞向太空了。在“技术爆炸”的高速推动下，二战后、冷战后乃至千禧年后，全球民众的生活日新月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形成了强大的心理惯性：科技创新的进程会永续。但这是不现实的，永远加速的进步是难以持续的，我们心底里其实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只是在好日子里有意无意会忽略那可能到来的技术发展低潮。

诚如书中所言，技术发展有其阶段性特征，现阶段找到下一个创新点反倒越来越难了。由于每个人看待科技发展的视角和体感是截然不同的，在舆论普遍认知科技发展速度“降低”时，对科技发展的预期管理变得愈发艰难，“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技术悲观主义者”同时存在。前者始终昂扬奋进，认为技术突破的进程无可阻挡，会反复强调苹果手机“降维打击”黑莓，强调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事件，诸如“阿尔法狗”（AlphaGo）接连击败李世石与柯洁。但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本身也成为了“技术悲观主义者”攻击的重要标靶，是近年来被反复提及“技术进步与应用落地严重不达预期”的重灾区。

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裂痕已经越来越难弥合，即使是知名人工智能研究组织OpenAI也难以做到。OpenAI选择了挑战全世界最负盛名、最复杂的MOBA游戏之一DOTA2，并在2年的时间内证明了AI可以击败DOTA2全球冠军队伍OG。乐观的一方会惊叹于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在超级复杂的实时场域所斩获的成就；而消极的一方则会认为，这一“进步”在本质上与25年前IBM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故事没有区别——DOTA2和星际争霸2等电子竞技项目与围棋和国际象棋不仅都有明确的规则界限，更有确切目标与更优策略。但现实生活显然更加复杂，现实中的政策与发展目标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背景下是截然不同的。人工智能的训练需要有“答案”，但如果“答案”本身就标准不一呢？在这样的语境下，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离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技术革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争论的是“技术到底还能不能快速进步”的问题，一方面从本书的经济学角度观察是收益能否继续加速扩大，另一方面从治理的角度会发现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创新突破往往与时代浪潮互为因果。宽松的竞争性环境下似乎更容易产生突破性的技术，促生全新的经济产业结构。但新技术与新业态也为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盖因监管最担心的便是未知而无序的技术发展对社会伦理秩序造成的强烈冲击。

产业更倾向在发展中建立并适应安全规制，监管更关注在安全语境下支持并促进发展，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在数字技术时代往往难以精确衡量、精准操作。弱监管可能会形成超级垄断反而阻断创新，而强监管则可能意味着创新在起点便被带上“紧箍咒”乃至被“扼杀”。事实上，埃隆·马斯克等技术狂人在面对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技术受到的限制时，甚至还会表现出一丝技术悲观主义者的论调。例如被特斯拉下了重注的自动驾驶系统Autopilot，外有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等监管机构紧追不舍、官司不断，内有其自身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一度不达预期。马斯克2021年中在被车主追问嘲讽时回答说：“没想到（自动驾驶）这么难，但回想起来难度又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在当下平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便成了技术进步与“创新+平等”的核心叙事。乔舒亚·甘斯教授和安德鲁·利博士在书中尝试研究社会应当如何适应一个快速创新的世界，并将减少贫富差距和增加有价值创新的数量作为衡量上述进程是否成功的双重标准。这一研究结论与中国的规划与实践也是契合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创新驱动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要内容是有机统一的。而在中国数字平台、数字产业乃至创新创业大潮二十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中，从奔放的发展和惨烈的争斗，到真正拥抱监管、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终都还是印证着螺旋式上升的唯物主义史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创新+平等》提出了很多兼顾技术创新与社会平等齐头并进的好思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值得有针对性地思考。

例如如何降低企业家与创新创业者面临的成本？创新创业的艰难恰恰印证着其重要性，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创新，如果创新是显而易见没有风险的，那“风险投资”这个行当都要改名字了。如何事前预判与事后评估创新项目的短中长期价值，如何凝聚各方力量创造创新政策的确定性，如何平衡产业政策的规模效应与精准性，这些问题短期内都难有标准答案。正是因为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难以预测，所以更需要各方面充分的支持，避免创新环境随热钱聚集或散去而剧烈变化，共同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再如技术发展带来的就业恐慌是否可以消弭？电脑普及前的记账员可以在新技术时期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努力，变为会计师与金融分析师。生产力提升的大潮下，不仅不能因噎废食、武断地重复技术发展势必打破一些人饭碗的论调，还应该迎头奋进，努力创造更高效的全新就业形态。最关键的是如何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有效的政策支撑与引导，马可以被汽车大规模替代，但骑手可以在系统培训后重新成为司机。

创新与平等这一命题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是如此重要，乍看之下又有诸多难以兼顾之处，当务之急却不一定要直接抛出答案。很多看似现有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悬在空中并非因为技术不够好，而是由于讨论不够坦诚、观念不够解放、研究不够深入。从这个视角上观察，《创新+平等》一书的作者和译者为我们展现的有关于创新与平等、技术与风险、发展与安全等议题的深刻讨论过程，甚至比书中业已提出的精妙切实的解决方案更具价值。

来源 | 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