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罗雅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3期

在深度数字化的进程中，新闻业正在进行持续的生态转型。一种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形成并发展壮大，逐步瓦解传统新闻业的专业、组织和建制文化，为当代新闻业赋予了新的市场和意识形态属性。随着新闻生产主体的泛化、新闻流通高度依赖算法、新闻接受活动被平台逻辑所支配，新闻业进入了由新技术条件所构建的“后工业时代”。

从经济的角度看，传统新闻业以内容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和以品质（quality）为核心竞争力的市场模式难以为继，平台开始获得主导性的力量。平台一方面借力数字技术可供性，不断为新闻传播活动“提速”，将“时效性”这一传统新闻价值标准异化；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可见性”规则的操纵持续将注意力货币化，以“流量至上”的商品逻辑压缩新闻专业文化的生存空间。迫于压力，传统新闻机构或主动或被动地寄居于平台之上，或多或少地内化了平台的流量逻辑，并不断对新闻业的专业理念与实践体系进行自我改造。于是，“什么样的信息应该成为新闻”这样本质和朴素的新闻学问题，也拥有了新的内涵。

尽管新闻业的数字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但理论干预和价值规范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新闻作为一种公共信息产品承载着人类社会关于某种理想的社会文化的想象和期许。因此，在平台流量逻辑日渐强大、传统新闻观念式微的当下，严肃审视“什么是衡量新闻和新闻业的价值标准”这一问题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兼具文化商品和公共信息属性的新闻（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认识论危机，而对此展开讨论的目标则在于明确新闻业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价值独特性。

本文尝试从“流量至上”的平台逻辑切入，讨论数字时代新闻生态在价值层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探索数字新闻业通过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以对抗流量异化的观念路径。

平台逻辑与新闻价值权重失衡

长期以来，新闻业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分野。一类新闻机构关注公共事务，追求文化和政治上的严肃性（如中国的党报和欧美国家的“质报”）；另一类则更加日常化，侧重于讲故事并努力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如中国的都市报和欧美国家的“小报”）。在传统新闻生态下的技术和市场逻辑下，新闻的公共性与商品性之间可以达成较为稳定的平衡，因为它们拥有各自的意义流通渠道和接受场景。

但随着全球新闻业迈入数字时代，上述稳定结构被打破。“自媒体”和平台的兴起导致了各种渠道和场景的融合，“公共的新闻”和“商品的新闻”不再拥有各自独立的文化空间，而被纳入了“永远在线”“无限连接”的数字新闻生态。这种新生态在形式上具有流动性甚至多元性，但其实始终遵循着一套深层的平台资本主义逻辑。平台通过将“可见”包装成“能动性”的方式，掩藏了整个系统赖以维系的注意力经济结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新闻生态是高度商品化的，就连公共性的内涵也要以可量化的“流量”的支持为佐证。一如传播学者维克托·皮卡德（Victor Pickard）所言，平台就是一个“完全由利润驱动的广告公司”[1]。在“流量至上”的生存逻辑的支配下，一方面，传统新闻机构被迫进行数字化转型，且它们在经历了种种自主平台建设的挫折后，最终不得不选择进驻微博、微信、抖音、Facebook这样的综合性“超级平台”。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自媒体”和另类媒体本就在平台生态下诞生，认同并遵从平台生态的原生逻辑，它们对传统新闻专业文化和价值体系十分生疏甚至不屑一顾，不断通过新奇的实践改写新闻的定义。

与传统新闻业通过新闻品质变现来维系生存不同，平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对用户注意力数据进行运营的基础上，因此平台新闻业的核心“产品”并不是新闻，而是数据，而数据本身被认为是“绝对客观”的，没有什么价值观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新闻首要是数据产品而非公共信息，它的意义也就无关其存在本身。在日常操作中，产品化意味着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而非以专业意识形态为中心，专业性的消解使新闻媒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对注意力的追逐与竞赛。于是我们在平台环境中，看到大量为满足用户猎奇、消遣、寻求刺激的心理而生产出来的“新闻”，这些“新闻”或许毫无文本和意义的厚度，却无疑拥有“可计算的”流量价值，一个“新黄色新闻”的时代就此到来。如今，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严肃媒体，还是新生的“自媒体”和平台媒体，皆积极探索一种高度同质化、娱乐化的“网感”叙事。在形式上，其主要表现为新闻标题耸动，叙述话语煽情，新闻内容要素不全、空洞无物，甚至公然容忍虚假与错讹信息存在，等等。视频新闻更是重灾区，娱乐化和琐碎的内容充斥各大短视频平台，视频封面贴满加大加粗、色彩艳丽的标语，具有视觉冲击的撞色文字搭配夸张的音乐业已成为视频新闻的一种典型的多模态文体。以讹传讹和张冠李戴似乎已经正常化，不但大众欣然接受，机构从业者也相当容忍，这导致了虚假新闻长期泛滥。尤其是，新闻作为一种公共信息形式的独特性也变得日益模糊。由于传统新闻专业和文体系统的崩塌，大众越来越难以将新闻和其他信息类型区分开来，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商业信息以“原生广告”等形式渗入新闻内容，而社会各界则对报道和经营活动不再彼此分离的趋势也习以为常。

平台逻辑驱动的新闻的产品化趋势令传统新闻价值体系发生了巨变：时新性正加速转变成一种刺激受众感官参与的“迫切性”；接近性弱化了“地理接近”的诉求，而更强调“心理接近性”[2]，或者叫作“情近性”；重要性不再基于新闻事件或文本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更多地在用户注意力的优先级中生成；显著性在日益琐碎化的新闻议程中失去意义；趣味性在愈演愈烈的娱乐化浪潮中向低俗和煽情方向倾斜；此外，还有人提出将“可分享性”“可卷入”“可视化”等纳入新闻价值的考量之中。

在经典新闻观念体系中，新闻价值与新闻的双重属性是同构的，拥有作为产品的交换和使用功能，以及参与上层建筑、承担社会责任两个面向；而后者是新闻业得以在必要的时候超越其经济结构、获得区别于其他机构的话语权的主要依据，是新闻业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3]。从新闻价值在数字时代的嬗变中不难看出上述两种属性的“配比”已经发生严重的倾斜：娱乐化与情感化这样以“接受”为核心的价值权重的上升标识着新闻的商品属性对公共文化属性的压制，而各种以“品质”为核心的价值权重的降低则揭示出新闻正在丧失其特有的文化权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产品化既是数字新闻业维系生存的务实之举，也是其更加深重的文化危机的催化剂。

数字新闻业的“量化”价值困境

平台积极推动新闻的产品化和商品化，业已成为数字新闻生态下的重要行动者和数字新闻业结构转型的主导性驱动力。不过，从本文所秉持的文化公共性原则出发，上述新状况对于新闻业而言更多是一种价值困境而非历史机遇。

平台所遵循的“效率崇拜”的科技资本主义逻辑，与新闻业追求本真性和公共性的文化民主化逻辑之间存在基础认识论上的冲突，且这种冲突极难调和。前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不断突破人类活动的物理界限，而后者则致力于倡导一种普惠而平等的权利分配原则。两者在前数字时代能够长期共存，是平等观念在20世纪人类社会价值观念中高扬的结果。然而，这种不稳定平衡赖以维系的基本历史条件，业已在狂飙突进的技术革命中发生质变。

客观地说，平台的崛起无疑显著地提升了新闻传播的效能。一方面，平台接口广泛、渠道通畅，为新闻机构提供了丰富而高效的流通网络，并大大节省了其用于新闻分发的成本。另一方面，平台的新闻聚合、算法推荐等功能也为受众创造了更便捷、更个性化的新闻体验，强化了新闻业与用户的连接。但与此同时，平台也不断侵蚀新闻业的自主性。传统新闻业的很多权力、利润和权威都源于其对流通渠道的控制[4]，而平台成为新闻业和社会的中介之后，将这部分控制权逐渐占为己有，进而持续进行着从“中间商”到“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为适应以平台为基础架构的媒体生态，新闻业不得不对新闻的生产和分发做出业务上调整，而这种调整又相应地意味着新旧新闻价值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内嵌于平台架构的技术与市场逻辑通过对于“时间”和“可见性”的操纵，不断瓦解新闻业的“价值自洽性”，裹挟着处于生存焦虑中的新闻业在对新闻价值做出判断时为流量数据赋予更高的优先级。

平台对于时间的操纵迫使新闻机构不断提高生产率，从而营造了一种“持续加速”的新闻业态，并造成了新闻工作的贬值。商品的价值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劳动时间，因此作为商品的新闻所具有的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记者、编辑等专业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时间密切相关。而在平台逻辑下，新闻生产和流通的速度远超传统新闻价值观念中“时新性”的界定标准，已转变为无缝隙的“即时性”“实时性”，这就形成了对于劳动时间的一种异化。平台资本主义为加快时间以打破空间局限，从而最大限度整合、配置全球新闻市场的资源，通过实时发布、反馈、推送等机制设定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方式——这不仅指的是新闻制作周期的大大缩短，更意味着一种“永动循环”的劳动环境的形成。于是，日常新闻工作从原本质化的“任务取向”迅速转变为当下量化的“时间取向”，记者不得不疯狂工作以完成流量KPI，通过智能手机和即时通信工具保持“永远在线”。与此同时，由机器人写作所引发的“自动化革命”也在新闻业持续发酵，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扭曲的速度竞赛。在一项针对金融记者的研究中，受访记者就表示在新媒体技术影响下，速度已经成为金融报道中比内容更具决定性的因素[5]；在另一项关于数字新闻室的研究中，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也证实了地狱般的生产速度使记者同时进行多项任务成为常态，专注度的涣散迫使其不断炮制低质量报道来喂养平台[6]。在这个意义上，加速的新闻业也即贬值的新闻业，因其放弃了对意义的判断。

而平台通过操纵可见性重塑新闻价值，主要通过“观看的力量”和量化的绩效考核标准实现。通过广泛收集用户的浏览、点赞、转发、评论等行为数据，平台让注意力变得可见，并据此来设定新闻流通的基本规则：首先将注意力换算为流量，再根据流量大小对可见性进行排序。此举看似以用户为中心，实则以个性化服务之名遮蔽平台对新闻价值标准界定权的篡夺。对用户注意力进行数据化转换，使之“可见”并将其包装为“用户主导”的流行度指标，让平台始终拥有“中性”的公开形象。但事实上，高度黑箱化的平台算法机制早已实现了对不同新闻价值指标的重新赋权，明确规定了何种新闻、哪类媒体会被看见；而提供内容的新闻媒体反而处于弱势地位，为接触用户而不得不加入平台的“流量游戏”之中。由是，以流量为依据的新价值体系被合法化、自然化。用户行为在数据上的可见也使得不同新闻机构和产品之间的量化比较成为可能，那些实时测量文章表现的平台数据，如Google Analytics和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等，莫不潜移默化地引导新闻生产者追逐流量绩效，而即使是拥有悠久历史和卓著口碑的老牌新闻机构也开始习惯于将流量绩效作为考核记者、编辑工作的指标。国内的一项研究即表明，“流量锦标赛机制”业已广泛存在于新闻室中，“10万+”作为一种流量符号成为“好新闻”的风向标，“新闻作品的存在不再以信息与观点的价值决定，而是由流量景观所定格的阅读数字所决定”[7]。数字新闻业的价值困境由此完全成型：工具理性上扬，价值理性式微，记者变成信息劳工，新闻公共性褪色。

以“品质至上”取代“流量至上”

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的新闻，都需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价值虚无的新闻业不仅没有存在的依据，而且没有存在的意义。从新闻的本质和新闻业的基本历史使命出发，可知新闻价值标准始终是真实性、客观性和公共性等专业理念与新闻商品属性相互冲突、彼此协商、寻求平衡的产物。但是，新闻业的合法性始终来自专业性对商品性的制衡而不是顺应，这正是“价值”的本意——价值或许源于经验，但它必须在认识论上超越经验、指导经验。

当然，新闻业的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新闻的商品化也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建立合理性基础上的共存”并不意味着新闻业的专业理念要对商品的逻辑全盘接受，甚至将其合法化。一种理想的新闻专业理念，必须建立在对“新闻作为商品”这种思维的严苛审视之上。在平台架构及其流量经济中，新闻作为一个专业、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性范畴，到底应当如何锚定自身的价值定位？这是所有新闻人在面对被流量不断异化的新闻生态时必须坚持思考的问题。

首先应当做到的，是破除对于平台带来的“效能神话”的迷信。无论在观念还是在经验层面，这种“提速”都是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饮鸩止渴。有研究者基于行业观察，这样描述平台和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新闻机构出于生存的目标而不断尝试平台提供给自己的“短期机会”，却因此而持续加重对平台的依赖而丧失制定长期战略的自主权。新闻机构害怕错过机会的恐惧，加之平台高度不透明的数据环境，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的不对称关系[8]。简言之，平台为新闻业带来了更多的用户，却令新闻机构逐渐失去对自身受众基础、文化定位乃至营收结构的掌控。于是，在平台效能神话营造的“热火朝天”的新闻生态中，新闻机构反而变得千人一面、毫无个性，如同一架庞大而冷酷的信息机器上的一个个模式化的零件。

但这种以流量为依据的“新价值体系”真的是新闻业维系生存的必需吗？答案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比如，丹麦一家广播公司为对抗流量经济而采取了“反数字化策略”，其停止在Facebook上发布内容后，网站访问量虽然降低了27%，但选择留下来的读者的阅读时长提高了42%，这些忠实读者具有更高的媒介忠诚度，新闻机构也形成了一种更为稳健的营利结构[9]。此外，一项关于四家新闻机构的平台流量与营收水平的实证研究也显示，新闻机构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吸引的流量与其利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10]。总而言之，平台的流量神话“养肥”了自身，但并不必然有利于新闻机构的生存发展。而新闻机构不假思索地拥抱流量逻辑却导致其公信力的不断下降，制造了更为深重的生存危机。很多研究都表明，大众对新闻的兴趣和整体的新闻消费活动都在持续冷却，新闻回避现象急剧上升[11]；一项对1400多名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64%的人对平台新闻体验不满，呼吁“更健康的”替代品[12]。可见“流量至上”是否会为新闻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尚需存疑，但新闻品质下滑、公信力走低、权威性受损已是确凿的事实。因此，在对数字新闻业价值体系的探索中，重申“品质”的核心地位有着最高的重要性，离开了对品质的明确判断和坚持追求，新闻业只会在与大众建立参差的感官连接的同时丧失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历史连接。

以“品质至上”取代“流量至上”组织数字新闻价值体系建设，既是对一种健康的新闻生态的追求，也是对新闻业历史合法性的确认。新闻区分于其他信息产品的关键，就在于它拥有某种可辨识且价值指向明确的文本特质，而“流量”则适用于一切有形式的内容。流量本身作为一种测量传播效能的指标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但“流量至上”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霸权结构，它在话语上否定了新闻区别于其他信息产品的独特性，进而也就消解了新闻业和新闻学。我们对新闻价值的思考，本质上必须是在应然层面对新闻和新闻工作的规范，正如娜塔莉亚·鲁达科娃（Natalia Roudakova）所指出的，新闻永远是与寻求真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价值就是不断寻求真相（truth-seeking）和讲述真相（truth-telling）的道德立场，因此新闻价值本身就是维护“寻求真理”的正当性的伦理话语[13]。新闻价值在日常实践中或许被简化为一系列操作标准，但它背后则是一整套严格而深邃的道德哲学。新闻生态的演进并不是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而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不断约束技术的工具理性的动态平衡系统。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经验领域看到“流量至上”开始被反思和批判的诸多迹象，比如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愿意为高品质的新闻付费[14]，以及越来越多的“另类”新闻实践尝试在平台系统之外建立独立“亚生态”[15]，等等。这些可贵的探索都值得我们进行持续的观察。

总而言之，在平台时代，流量崇拜或许是合理的，但在大多数时候是错误的——不完全是经济意义上的错误，但必然是历史意义上的错误。我们对新闻价值的探讨，不是为了更新行业操作指南，而是期望据此对钳制新闻业文化自主性的种种结构性因素进行反思和批判。新闻当然需要关注，但这种关注是手段而非目标。新闻业要维系生存和自主性，就不能痴迷于营造人声鼎沸的媒介仪式，而要对真实和真相抱有最大的敬畏之心。对于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来说，流量可以是追求理想的工具，但“流量至上”则是一种迷失和异化。而新闻的历史价值和永久的文化生命力，始终存在于“品质”之中。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常江,罗雅琴.以品质对抗流量:在平台时代重顾新闻价值[J].青年记者,2023(1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