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为了追求淡泊纯粹的科研，曾两度婉拒官职；他长期致力于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率领地矿人探明矿产地2000多处，先后参加和主持过多项大型勘查和科研项目，他就是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和矿产地质勘查专家——常印佛。

常印佛院士

参与祖国建设，奉献热血青春

1931年，常印佛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的一个书香人家。小时候的常印佛就从长辈和老师口中知道了当地的两位地质专家丁文江和严爽，对地质学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时，数理成绩俱佳、名列前茅的常印佛，顺利考上清华大学地质系。

清华地质系1952年毕业生部分同学合影纪念（后排左二为常印佛）

1949年，刚刚入学的常印佛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日天未亮，他和同学们在学校的安排下，步行13公里，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见证者，常印佛立志参与祖国建设、奉献青春热血的心潮无比激动澎湃。

在清华地质系，有国内一流名师“授业解惑”，三年的学习生活让常印佛打牢扎实的理论基础，其间他还旁听物理、化学、气象等系开设的课程，涉猎十分广泛。

1952年，为响应国家号召，大学毕业的常印佛，被分配到正在组建中的地质部，成为了地质部6个直属队之一的安徽铜陵铜官山321地质队队员。

321队队员留影纪念（前排坐者左二为常印佛）

野外调查一天下来要走上四五十里的山路，饥肠辘辘，体力不支是常事。常印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中午吃两个馒头，等跑完大半路线，快要返回之前，再吃剩下的两个，以便补充些体力，支持剩下的路程。”地质人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打开了地质工作的局面。也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常印佛练就了很强的“野外生存工作能力”，还摸索出适合安徽实际情况的一整套找矿技术路线和思路。

50年代中期，常印佛参加了铜陵铜官山铜矿勘探及外围普查，主编了铜官山铜矿地质勘探报告。在扬子江队与苏联专家共事期间，他获得了前往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考察和工作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经验，还直接了解到苏联找矿工作中的若干方法，迅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地质专家、技术骨干。

“全能型选手”

1960年代，全国地质系统开始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常印佛从321地质队技术负责人转变为总工程师，时年29岁。有人说，常印佛是个“怪人”，做到了这个职位，却偏偏愿意进山勘探，足迹遍布铜陵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涉及矿种也不限于铜矿，对其他如铁、煤、铅、锌、钼等等多种金属、非金属、稀有元素矿床也都有了解。

在任总工期间，他带领团队开展了对铜陵地区煤、铁、锰等多种矿产的勘探。他们首先在铜陵实施1:5万普查-测量工作，并研究了铜陵地区的控矿规律。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找矿工作的科研力量，在当时许多地区对地质资料控制比较严格的环境下，他提出了“热烈欢迎、积极配合、相互学习、共享成果”的方针，加强高校科研合作，师生们称为“开明地主”。在这个方针的推动下，先后有七八个单位，十多个项目在该区进行专题研究和方法试验，极大地提高了该区的地质研究程度。

60年代，常印佛在广西考察

勘探队的总工程师职责是抓好矿床勘探层面各项工作，如果能既抓勘探又抓外围普查，那就是优秀的总工；而把工作视野同时拓展到区测、宏观成矿带等更广层面上，这样的队级老总十分鲜见。因为这需要总工本人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扎实的业务功底，同时还要有能为众人折服的高尚品质，以及和谐包容的人际关系，身边能形成协同的团队。而以上这些，常印佛做到了。而让常印佛不竭的一大动力便是自身的兴趣使然，在探索地球科学的道路上，他有着无穷尽的情趣，而这种情趣让他对工作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

佛系做人，高调做事，不愿做官

改革开放后，常印佛先后担任安徽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局长。这是他学术的总结阶段也是开创阶段。他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经验总结为理论，写成论文发表。另一方面，他主持了多项大型科研项目，包括全国首批跨省区划项目、科技部“七五”和“八五”期间开展的两轮长江中下游隐伏矿床预测科技攻关项目，均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1982年，在选任安徽省地质局局长的民意测验中，常印佛得票数最多。但他却推辞掉了，“自己是一位矿床学家，接近地质一线有利于做出更多的实际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1987年，地质部邀请他离开合肥前往北京工作担任地矿司司长，又被他婉拒了。常印佛认为，担任司长需要了解全国各地的地质情况，而自己已经57岁，等到了解透彻后也到了退休年龄，不如留在安徽更好地发挥余热。

1986年，陪同罗马尼亚专家野外考察（左四为常印佛）

1991年，常印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常印佛因其工程背景和贡献，与其他29位中科院院士一起成为工程院首批院士。此后，常印佛继续主持完成了科技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主持或参与指导完成“九五”“十五”期间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安徽省科研项目，其学术研究主线亦由找矿勘察、成矿系统向地球系统转向，致力于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长江中下游乃至华东—环太平洋地区的成矿规律。

既要做金山银山勘探者，也要做绿水青山守护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由于进口矿石价格低，全国固体矿产普查工作经历一段低潮期。他在热闹中保持冷静，在好景中看到忧患。为改变此种窘境，常印佛与其他院士一起呼吁，国家应加强对地质工作的支持，开发本国资源，确保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并提出具体对策和办法。伴随着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凸显，国家终于在2006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使地质工作重新焕发青春。

2009年，在六安野外考察指导工作（中间坐的老者为常印佛）

晚年的常印佛致力于推动全国找矿战略，促进地质工作发展与改革。世事忙忙如水流，未将名利挂心头。常印佛的一生就像涓涓细水，清澈见底，但从来不间断，流水蜿蜒，最后形成一条深深的沟壑，责任和担当都映射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