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读钱锁桥的《林语堂传》时，对林发明的明快中文打字机的了解只是局限于这项投资的失败，乃至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本书作者、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墨磊宁在书中提到了林语堂的发明——明快打字机在小型化，以及采用与国际通用的QWERTY键盘方面颇有建树，只是生不逢时。

历史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发明后的几百年里，唯独汉字长期游离于打字机体系之外。1828年7月24日，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在美国诞生。1868年美国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肖尔斯发明了沿用至今的QWERTY键盘。自此，除汉字外的各种语言先后被攻克，纷纷推出了各种语言的打字机。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打字机发展如火如荼的高光时期，当时中国海关官员李圭在参观美国发明展会，特别是看到打字机后就曾感叹：那些打字机“惜不能印华文”。

其实，中外研究者对中文打字机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过。1900年的《旧金山观察报》称，“在该市唐人街附近的杜邦街上，一家报社的库房里存放着一台新奇的机器：它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的键盘，其上有5000个键盘”。操作这台笨重的打字机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还需要一个足够的空间。虽然后来的打字机努力小型化，但在快捷性特别是与同时期西方打字机始终难以相提并论。仅仅半个世纪前的1973年《泰晤士报》还写道：中文打字机在西方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它几乎等同于“自相矛盾”或“不可能之事”

墨磊宁梳理发现，中文打字机之所以迟迟难以被攻克，是因为许多研究者沿用的依旧是字母打字模式，所以总是力图将尽可能多的汉字纳入其中。在这种思路下，就不得不正视另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汉字庞大的字库规模。《康熙字典》共收录47000个汉字，为尽可能简化，许多研究者在统计学方面寻找出路，即经过反复统计发现，中国人常用的汉字仅两千多个。不过，虽然较《康熙字典》字库这个数字确实大大减少，但对打字机而言体量仍旧太过巨大，更别说对总共26个字母的英文打字机有什么比较优势。

除了打字机研究技术受阻外，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还发现有另一个巨大的障碍。谢卫楼满以为自己的打字机“对于中国雇员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解放’，使他们不再需要手写”。然而，令他颇感错愕的是，“仍有少数人将其视为一种机巧的玩具”。上一次对西方发明指责为“奇技淫巧”是在1793年，当时乾隆对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带来的工业产品嗤之以鼻。有什么阻力比内心的抗拒更大呢？

书中还着重写到另一段不可忽视还十分有趣的历史。20世纪初，中国国内学界曾燃起了汉字存废的巨大争论，包括谭嗣同、鲁迅、胡适、钱玄同、赵元任等诸多名人悉数卷入其中。当时的废除汉字之争虽然并非出于打字原因，但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字母语言对打字机的中文应用普及显然更具吸引力。为此，一些学者还拿出了基于字母体系的解决方案。

墨磊宁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文字一开始都源自象形文字，但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出于方便等原因，逐渐变成了字母，唯独汉字初心不改。坚守的背后，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从今天的许多汉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方块字与遥远的历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链条，字不仅仅是字，有时还蕴含着许多远古信息，汉字的博大与精深跃然纸上。

墨磊宁在写到中文打字机发展历程时多次提到中文的“抗拒”，这极耐人寻味。“抗拒”既代表中国人对文字的坚守，又代表对文字统一模式的反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文打字机，我们今天如何融入世界。而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汉字，我们与汉字博大精深历史的脐带或许已被剪断。

事实上，在中外研究者持续努力下，中文打字机终于变成了现实。操作越来越便捷，不仅为普通中国人与世界沟通架起了快捷的桥梁，也为保留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样板。（禾 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