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伟（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馨瑶（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6期

数字信息的数量增长与视听化进程，刺激了由来已久的真相焦虑。这种焦虑是传播学研究中被广为接受的叙事之一。很多时候，这种叙事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在使用，即便是在实证范式进行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而在那些关于传播现象和媒介技术的文化论述中，常常可以看到对新媒介技术和视觉文化的货真价实的忧虑，而在所有值得忧虑的现象中，关于事实和真相的焦虑显得更醒目——当然也更抽象，更容易在文化精英而不是普通人中激起共鸣[1]。

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共时经验。如果熟悉历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在今天久久回响、振聋发聩的批评声音，往往有其历史的先声。换句话说，当人们焦虑于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短视频带来的信息过载和真相危机时，历史和现实正在发生共鸣，我们不但可以从历史上文化精英对电视的批评[2]中发现这种似曾相识的焦虑，还能在电影、广播、报纸、照片甚至是传单和平装书流行之初的社会舆论中识别出类似的焦虑[3]。

这就导致了一个简单和显而易见的悖论：如果一种新媒介技术增加了信息总量的供应，那么，新增信息中总有一定比例的真相，所以，新媒介技术会导致真相总量随着信息总量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而不是减少——这和人们的感觉正相背离。换句话说，那些增加真相供应的新媒体技术非但没有舒缓，反而刺激了真相的短缺感。

新媒体技术增加信息供应，符合我们对媒介历史的认知。历史上，印刷书籍和报纸的出现，没有减少而只能是增加了信息的供应。信息市场没有因照片、广播、电影和电视的出现而供应不足。相反，新媒介技术嵌入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不但增加了信息的供应，也让更多被原有社会结构所压制的信息浮出水面，为更多人所知，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因之一[4]。很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都证明，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和流行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但混乱的局面最终总能与社会系统达成平衡——当然是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成平衡。在很多方面，新的平衡可能要比原有的平衡呈现出更多元和丰富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认为这种更多元和更丰富的信息供应状态是“楚门的世界”，就没有理由认为，像印刷术、平装书、报纸、摄影术、电报、电影和电视这类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会导致人类社会中的真相危机。

在数字时代，这种违背直觉的历史经验会失效吗？如果在逻辑上认定智能手机、数字信息、短视频或流媒体这些新的媒介不会是媒介史上的例外，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它们能逆转人类社会中信息总量增加的趋势。那么，那些关于“后真相”和“另类事实”的担忧，不就与这些媒介技术的长期发展趋势关系不大吗？既然如此，在信息量暴增的洪流中，那些关于真相的焦虑或者说短缺感又是从何而来？

要理解信息供应量增加而真相短缺感加剧的悖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本文不涉及“何为真相”的本体论讨论，也不试图回应“真相何以可能”这个众说纷纭的方法论难题，而致力于通过快速考察两个历史问题来推敲上述悖论的边界。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信息市场的结构变化，第二个涉及新媒介的使用方式。在这两个问题所界定的领域内，我们将探讨新媒体如何嵌入社会结构，或者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新媒体是如何实现结构化的[5]。

视觉中心主义与信息市场的结构变迁

新媒介技术在历史上出现、演化和嵌入原有社会结构的模式，至少有两种。有一些媒介技术的原型出现得很早，在后世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有多种变种技术，最后才形成稳定和广泛应用的形态。文字最能代表这类媒介演化模式——用雷蒙·威廉斯的话说，这种媒介演化模式应该被称作“漫长的革命”[6]。文字因此有足够长的时间实现其结构化进程。造纸术或者绘画中的透视法之类媒介技术，嵌入人类社会的方式显然也属于这一模式。但有一些媒介技术几乎是横空出世并迅速改变了世界。古登堡印刷术、摄影术和无线电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应用，都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或者说文化断裂，包括宗教革命、古典绘画艺术及其赞助机制的衰落，以及更加紧密的全球化。问题在于，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视听媒介融合造就的景象，是漫长的革命中的一环，还是断裂的开始？像TikTok这类视频社交媒体产品，竟然成为国家间冲突的焦点之一，一方面意味着在全球市场中逐利的社交媒体面临全球化收缩时代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家间冲突溢出常见的政治和经济范畴，越来越有文化冲突的意味——在这场文化冲突中，信息市场中占比越来越高的短视频和直播之类视听媒体形态似乎的确扮演了某种催化剂角色。这种信息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社会行动者意味着什么？短视频和直播的流行是否意味着一个更令人焦虑和更不安全的世界？

视觉信息营造的拟态世界以其逼真更接近虚拟现实：这种常见叙事里包含有一种认识论上的“视觉中心主义”，当然不是全无由来，而是和人类的感官经验紧密相关[7]。甚至，现代科技的发展也有明显的视觉偏向。不只是现代知识话语——现代科技表述自身的方式——痴迷于追求可视化[8]，也因为现代科技本身就起源于对自然和人体的观察，而这些观察依赖并推动了与观看行为有关的理论、工具和流程的发展[9]。这种视觉中心主义使得侧重视觉再现的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相对于其他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拥有一种霸权式地位，有时候甚至是压倒性的权威。虽然视觉证据从来没有真的在寻求社会真相的过程中获得排他性的优势，当视觉霸权与摄影术以及隐藏在摄影术背后的物理学中心主义结合后，的确催生了对机器图像的无限信任[10]。“有图有真相”之类俗语，就隐晦（也不无夸张）地承认了视觉的霸权地位和压倒性权威。

对机器图像的信任又一度被20世纪文化实践和文化叙事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巴赞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摄影影像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摄物是统一的。在他看来，摄影取得的影像具有自然的属性，它产生于被摄物的本体，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11]当然，在传播学语境中，一般研究者涉及视觉中心主义或视听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霸权时，几乎不会考虑关于影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他们隐含的决定论取向是不由自主地从传播效果这一高度制度化的知识话语中曲折表达出来的[12]。

效果取向的传播学叙事看重可计量性，并将其等同于影响。比如，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仅抖音一家，其手机客户端就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每日活跃人次可达6亿-7亿。[13]这类数字被看作视听信息已经改变信息市场结构的有力证据。但这个数字并不涉及人们是否更相信视听信息，而只是说，与那些媒介形态以文字或静帧图片为主的社交媒体产品相比，人们似乎偏好以视听信息为主要媒介形态的社交媒体产品。这里面还可以、也应该做进一步的区分。比如同样以视听信息为主要媒介形态的社交媒体，抖音和快手的用户数据差异就指向那些与媒介形态无关的因素，比如产品是否可及、设计是否易用，是否拥有足够市场推广资源，以及是否拥有进入全球市场的愿景和机会，等等。我们当然不会怀疑，这些与视听形态无关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抖音和快手的竞争。然而，主宰抖音与微博之间竞争的不也可能正是这些因素吗？为什么抖音和微博之间的竞争会被描述成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而非更一般化和更常见的市场主体之间在管理和市场策略方面的竞争？媒介形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交媒体市场乃至信息市场的竞争格局？

雷蒙·威廉斯已经预见到电视变成一种可互动的媒介之后会发生什么。一旦反应（reaction）变成互动（interaction），交锋和较量就公开化了[14]；一旦冲突从地方性的身体和空间经验转入全国甚至全球经验，就创造了一种无法通过常规和现有的社会协商机制解决的冲突形态。这种冲突越来越多地与身份认同和承认等无法明确但又很难妥协的目标相关，而不是通过援引或引申已有的法律、制度、规章、程序或先例来解决具体问题。诉诸身份认同、诉诸承认而不是诉诸已经充分结构化的社会元素，是利用新媒体进行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的一般经验，也是能够获得源源不断关注的关键[15]。当然，无人能够预测社会运动在社交媒体上的走向和最终结果。行动者可能长期拖延不决，以等候社会氛围的某种转变，并期待最终反映在一些重大政治决定上。换句话说，起源于日常生活中非制度化的政治和文化实践，经由社交媒体和视听信息再现并放大，最终还是交由制度化的政治实践作出裁决。

外部性与新媒体的结构化

新媒体在增加信息供应的同时，是否改变了人们传播和接受信息的行为模式？媒介使用行为有强烈的外部性，为了处置这种外部性，引发社会协商，从而演化出媒介技术嵌入社会结构的路径。电视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例证。电视大规模进入美国和西欧家庭后，改变了普通民居建筑内部空间的分配，家庭成员打发时间的方式、地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16]。电视也对选举政治（特别是美国的选举政治）产生了明显影响[17]。电视因此逐渐嵌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结构。新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结构化的过程，显然与媒介使用者/社会行动者应对媒介使用行为的外部性有关。

要探讨视听社交媒体是否构成某种文化断裂，还要看媒体界面变化对媒介使用行为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最先体现在媒体使用的身体经验中，然后超越这种经验，进入了社会空间，从而引发了嵌入社会结构的进程。电子屏幕——这里要特别指出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具备媒介兼容性，能够无差别地展示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多种媒体形态。这种整合重塑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在依托屏幕发生的媒介使用过程中，人对周边空间的需求——无论是个人占有还是流动性使用——都逐渐收缩至身体的范围之内，特别是手-眼协同的有限范围之内。

这个导致身体收缩的技术进程同样导致媒介使用的外部性在下降。尤其是电影、电视和广播这类有着强烈空间外部性的媒介，围绕媒介外部效应进行社会协调的经验在年轻一代用户中日益变得陌生。这正是城市中的年轻人普遍对公园中的合唱、广场舞和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外放观感不佳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利用公共空间的行为中包含着至关重要的社会协调。尽管协调也可能失败，从而演化成失调甚至冲突，但为了维系哪怕最低程度的协调，也要就媒介使用过程中的“空间-身体”外部性进行反复和持续的社会磋商。这种地方的、身体化的和公开进行的社会磋商或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显然是历史上那些新媒介技术以及随其而来的外部性被整合进现有社会结构的关键。但就智能手机和可穿戴电子设备而言，视听媒介的“身体-空间”外部性可以通过对若干可选项（音量、亮度或弹幕）进行控制而将其抑制到极小范围。这种控制已经内化成可以随着空间语境自如切换的身体行动模式。那些不能根据空间语境切换行为模式的用户，就会被认为“无礼”，也即智能手机和可穿戴电子设备时代默认秩序的破坏者。

这个时代的默认秩序，是依据对空间中其他行动者的最小影响来界定的，而最小影响来自每个行动者的自我反思和对其他行动者的观察，而不是像协商秩序那样，是通过试错法并依据对空间中其他行动者能够接受的最大影响来界定的。媒介使用者因此从积极主动的“身体-空间”协商转向完全内向的身体控制，由此改变的不是人与媒介界面互动时的触觉经验，也不仅仅是涉及开放性视觉（外视）经验转变为收缩性视觉（内视）经验，更重要的是那个通过媒介使用和围绕媒介外部性进行协商而成立的社会和文化场域，也即身体和物质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因为传统的身体冲突与社会协调机制趋于萎缩而逐渐消失。

然而，媒介使用的外部性并没有消失。冲突只是从可见的身体和地方层面，转变到了相对抽象的观念和全社会层面。和印刷术、平装书、报纸、摄影术、电报、电影和电视一样，数字媒体技术降低了信息生产、信息传播和信息接受的门槛，原有的边界被突破，被排斥在信息流通网络之外的沉默受众被带入网络中来，导致构成和维系这个网络的节点突然快速增加。网络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更多其他人，同时也被其他人看到。在巨大网络中流通的信息总量，从常识角度来说，当然超出了任何人所能接受和解读的极限，其中包括大量彼此矛盾乃至互相对立的信息。然而，一旦观察到信息并不是在所有方向上和任意文化圈层中毫无障碍地流通，我们就会意识到，数字信息并没有推翻或颠覆人们接受和解读信息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框架。在互联网快速普及阶段，信息穿越阶层的流通，以及信息流通带来的社会资源重组，的确刺激了社会流动，从而对社会阶层结构造成了冲击。但与媒介发展的现实正逐渐接近摩尔定律的极限一样，互联网对传统社会结构（包括生活方式和收入分配）的冲击逐渐被后者吸收，并被整合到日趋稳定的现行结构中。结构化进程反过来对社会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导致了数字时代人们生产、接受和传播行为的保守化。人们越发倾向于将互联网上产生的信息增量纳入现有文化心理框架，对那些可能削弱甚至颠覆接受框架的信息，则持拒斥甚至厌弃态度。因此，数字信息可能覆盖了此前接受框架中流动的信息内容——无论是从电视、广播或报纸上获得的新闻，还是人们背地里议论的流言蜚语，框架不但没有崩溃或消失，反而有被强化的趋势，极化和“信息茧房”正是描述了这种趋势。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真实的，也是真正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与新技术相关，也与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相关，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暴露出的是现有文化的脆弱。文化，用克利福德·吉尔兹的话说，一个关于意义的象征网络，是在历史中生成，在社会中维系的[18]。这个意义网络的生成和演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生活方式的演化速度，滞后于技术及其应用的演化速度。

这给一部分社会成员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很多人因此产生了悔不当初的情绪。那些意义感知越是依赖传统媒介技术、或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并享有文化权威的社会成员，越是对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视听媒介持怀疑态度，也越是容易产生信息过载的感受和真相焦虑，并由此产生媒介复古主义情绪。这种希望回到过去的情绪或者说怀旧之情，尽管表现为围绕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视听媒介等议题抒发“后真相”或“另类事实”的恐慌，但很少能真正增进我们关于真相的本体论（“何为真相”）和方法论（“真相何以可能”）的认知。换句话说，困难并不在于今天的信息网络和信息流中真相变少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信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真相浮现的可能性，但处理大量信息——包括大量越来越多的冗余——所需要的注意力资源，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在新媒体结构化的进程中，这是行为与结构的二重性暴露出来，文化因承受最大压力而容易发生断裂的地方。

结  语

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视听信息技术的应用，导致信息市场结构和媒介使用行为发生变化。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新媒介技术及其带来的变化一样，假以时日，新的信息形态和媒介使用行为将逐渐嵌入社会结构，直至变成结构的一部分，表现为人们例行的和日常的经验。这就是媒介技术的结构化进程。这当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事实上，现有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历史上人们各种实践（媒介技术实践）的产物，它在吸纳变化的同时，自身也会发生变化。行为和结构就是这样互相影响，不断转化。这种二重性就是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的要旨所在。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汪伟,王馨瑶.视觉中心主义、外部性与新媒体的结构化[J].青年记者,2023(06):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