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研究作为特殊的领域，是以“我”之视角研究他国，从而为“我”服务，与他国对本国的研究具有很大不同。区域国别学研究作为国家工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现已成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纷繁复杂，更好、更深地了解和理解世界是时代提出的客观要求，深入推进区域国别学研究工作可谓正当其时。然而，区域国别学研究领域当前有种倾向，即更为重视共性研究，甚至认为可以将某些公式、模型和定律直接套用到研究对象（国家或区域）上面，这恐怕是一个认识误区。
首先，人类社会复杂多样，不能与自然世界混为一谈，人类的情感、信仰、意志等因素充满不确定性，低估这些就难免出现偏差，因而，普遍性一定是有条件的。研究者将特定社会的实践、经验和感悟概括和抽象为理论，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时，如果将这些理论当作绝对真理简单套用，甚至选择性地使用材料以证明某些理论的正确性，就会丧失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各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更具有变化的可能，远非模型、公式所能把握。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反对脱离当地语境和背景知识来阐释研究对象，于20世纪50—7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进行了田野调查，并据此提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对象千差万别，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国家和国民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试图完全依靠常见的模型建构等方法，运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寻求具有广泛普遍性的不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公式、模型和定律，可能会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应高度重视相应国家和地区的个性研究。虽然研究共性也是有意义的，但个性研究的重要性在当前的形势下更加凸显。
其次，对区域国别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从鲜活的现实出发，而非将所有研究对象同质化。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认为：“现代人类学之所以要用‘参与者的观察’的认识方法，是因为它知道要了解一个和自己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我们不可以只依赖宏观分析和数据，否则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运用那些自以为是无须检验的‘真理’和‘前提’，从而完全曲解了我们要了解的另一个社会。”例如，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就离不开对其语言生态的考察。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巴新”）是世界上使用语言最多的国家。据《世界语言数据库》统计，该国正在使用的语言共有839种，占世界语言总数的12%，大多数语言的使用者还不到1000人。虽然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然而，巴新就是个例外，该国未通过任何法律形式设定官方语言，尽管我国一些部门和机构称该国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巴新宪法中只是提到了“所有个人和政府机构应努力实现皮金语、希里莫图语或英语等语言读写能力的普及……”，人们一般据此认为上述三种语言可视为该国官方语言。2015年，经巴新国家执行委员会批准，巴新手语也获得了类同于官方语言的地位。这说明，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实际情况经常超越人们的想象并且“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破除思维定式，在尊重现实基础上认真考察。近距离接触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接触复杂多样的人群就会发现，“例外”几乎是常态，很少有完全符合所谓“规律”的情况。
最后，区域国别学研究既要重视科学性，又要重视人文性。区域国别学专家罗林、邵玉琢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被高度抽象和符号化，且仍能保持内在同一性并能超越时间一维性限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集合，受到时间一维性的限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可重复性。”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在近代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得以从更加微观的角度观察世界，对世界的认知也越来越精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有人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完全适用于非自然科学领域，因此不但将自然科学作为理性工具，更是将其作为一种信仰推向极致，被称为“科学主义”。科学史专家吴国盛认为，科学主义就是“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科学主义者把自然科学当作哲学的标准，倾向于认为科学超乎一切价值之上，相信科学万能，否认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宗教、伦理和社会科学）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将自然科学绝对化、神圣化。受此影响，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西方学者高度重视量化分析方法，同时排斥人文学科的传统方法和思辨活动。这种理性主义傲慢的直接结果就是19世纪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哲学，其方法论核心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人类创造和应用科学，科学应造福于人类。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只是服务于人类理性的实用工具，不能凌驾于人之上。人的价值、意义、态度与理解以及情感、创造力等难以用数学的语言、以数据的形式来精确表达。完全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只会导致对人本身的漠视和对社会活动的僵化理解，具有极大的危害。当然，这并非否定量化研究的重要性，而是说不可将某一方法推向极端。一言以蔽之，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需要科学，但不要科学主义；需要共性研究，但更需要个性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国际教育视阈下17—19世纪英文载体汉语教育文献翻译研究”（19BYY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于海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