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交往是数字化技术主导下人类对传统社会交往方式的一次重大突破。数字技术在交往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数字交往的主体与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虚实融合的数字实践空间出现，新的交往生态得以建构。作为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现实、超越既往交往模式的社会活动，数字交往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自由，但也使人类陷入新的历史困境。
《青年记者》2023年第4期“前沿报告”，邀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康雅琼、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钰、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敏芝、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别君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高腾飞、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昱辰进行了分析探讨。
1.数字交往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康雅琼：依据数字媒介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和作用，以及技术发展水平与主体存在方式的变化，可以将数字交往分为主体的数字媒介交往阶段、数字虚拟主体的实践阶段和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的融合阶段三个阶段。
2.数字交往的三个阶段各呈现了哪些特点？
康雅琼：在主体的数字媒介交往阶段，数字交往采用数字编码作为技术依托，并以数字媒介作为交往传播工具。最初的数字编码交往主要使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进行线上交流，并以符号化的文字和图像作为传递内容，以互联网作为线上平台来实现现实的个人在线交往的模式。例如，以 QQ、微信等聊天应用工具为依托开发出的数字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和实时场景互动。
在数字虚拟主体的实践阶段，交往主体从现存实体的存在方式中脱离出来，以全新的虚拟身份进入数字化的交往空间之中，使数字虚拟交往成为更日常化的存在方式。例如，苹果公司开发的对信息发送者进行网络虚拟化处理，由个人提交自己满意的形象制作等。
在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的融合阶段，数字所构建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带给现实主体以沉浸式的交往体验，交往主体真正融入数字世界，并逐渐成为数字，从而构造出虚拟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这一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对于数字媒介的定义，搭建了虚拟主体的新场景和新空间，将数字化的产物融入人的具体生活，从而改变和影响着主体的交往手段和意识形态。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便是元宇宙。
3.元宇宙所建构的虚拟世界能够连接一切、重构一切、呈现一切，在元宇宙中，交往呈现了何种图景？
胡钰：首先，连接一切，需要认识“强连接”与“弱交往”之间的关系。在元宇宙空间中，基于数字媒介实现的强连接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物理层面的强连接，而非社会关系层面、心理层面的强连接。但数字媒介使人与人之间“过度连接”，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以承担的连接之“重”。在现实的数字人际交往窘境中，连接一切更像是理想化与理论化的愿景，成为资本方或技术方的理由，人是否真的需要连接一切且随时连接，成为数字人际交往必须考量的矛盾关系。
其次，重构一切，需要辨识“活跃的数字分身行为”与“僵化的虚拟身份认知”之间的关系。人对现实世界中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虚拟世界中数字身份的认知不可避免会存在差异，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困境时，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就容易陷入混乱。当个体在现实世界的行为、心理与虚拟的数字分身形象融合，数字空间对人的现实行为的影响和塑造更为隐蔽，人的主体性也就更为模糊且难以判定。交往关系的数字化在虚拟世界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由此对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也给现实的改变增加了新的困难。
再次，呈现一切，需要思考“虚拟的真实世界”与“真实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面对元宇宙这种虚拟一切的媒介形态，真实世界的价值与意义可能会逐渐消解，真实的虚拟世界会带来虚拟的真实世界。虚拟感越真实，真实感越虚拟。以人为主体的人际交往是基于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产生的，人的经历是具身性的，个体在现实世界中做不到的事情能够在元宇宙中实现，或许听上去很美好，但这种实现对人本身来说是否具有与现实一致的价值与意义尚需讨论。
4.在“作为人际交往媒介的元宇宙”中，如何把控好媒介使用的尺度，捍卫交往行为中人的主体性？
胡钰：一是要警惕技术激进主义。元宇宙虽然被视为互联网发展的高级形态，但是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数字媒介，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涌入反而容易导致数字技术的“通货膨胀”，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也使大众对这一新事物感到迷茫。数字媒介的合理存在是在必要的时候作为人的交往实践中的“插件”甚至是看不见的“插件”发挥作用，而不是重塑一种强势交往环境来将人纳入其中，更不能越俎代庖成为交往的主导因素。
二是要追寻媒介正义。进入元宇宙时代，数字媒介会接管大部分的人际交往，“两耳不闻窗外事”已经成为数字生活中的奢侈状态，无处不在的数字媒介反而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区隔。新媒介的技术可能、资本价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但媒介所应具有的社会正义始终若隐若现。在元宇宙的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是要考虑的，要坚持的是基本的正义感而不是追求无限的利益化。元宇宙的发展必须以追寻媒介正义为根本立足点，推动人的不断解放，实现人的更大自由，如此，数字文明新形态或许才能真正形成。
5.数字技术在交往领域的广泛应用给数字社会的交往主体、交往方式等带来了哪些变化？
王敏芝：数字技术嵌入人类生活，铺就了人类社会行动的新型基础设施，并在交往领域集中体现出其基础性、系统性、公共性、技术性等特征。同时，人们也在日常的数字交往实践中强烈地意识到，数字交往不仅是当下的现实，其技术后果已内在地预设了未来的社会想象。
首先，交往领域新的交往主体、新的社会关系、新的实践特征等，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全新的交往生态。数字交往生成了新的交往主体、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呈现了新的交往特性、具有高流动性和一定的脆弱性。
其次，基于数字交往和技术联结而形成的数字空间正在成为人们社会实践的主要空间，可能引发公共领域新一轮的结构转型：一方面，需要重新理解交往中主体间性；另一方面，需要对全球性的交往理性进行重新评估。数字空间不仅是全新的，更是飞速扩张的，它的边界和构成不断地延展，对人类认知与世界秩序构成双重挑战，对空间秩序的建构提出了迫切要求。
再次，数字交往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实践。这种文化实践体现出强烈的媒介逻辑，媒介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实践的方式、内容与结果；这种文化实践具有“被编程”的社会性，实践行为被加以技术编程，行动的范式自然会随着转换，技术程序在我们的主观判断之外，悄然改变着我们所有人的行动与感知、情感与观念；这种文化实践勾连着深刻的全球化语境，需要意识到全球化语境的深刻影响和深远作用，需要意识到当下“交往全球化”与20世纪末在资本动力驱动下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在形态之间已经存在巨大区别。
最后，数字交往呈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想象。人们围绕数字化实践所形成的交往与互动，将作为数字时代社会想象最基本最重要的认识基础发挥作用。数字社会的道德秩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都必然在数字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育成熟。同时，在新的社会想象形成的过程中，个体的力量会更加凸显，技术赋权不断强化其参与性力量，从而促使人们调整自我意识和个体想象。
6.如何看待数字交往在物质性、具身性之外，所表现的明显的情动转向 (affective turn)？
别君华：在今天的“技术—社会”语境下，平台化数字交往的情动转向受技术可供性影响，数字平台中的情动交往实践是情感的技术化生产，即通过技术生产和操纵情动。数字交往之所以需要依靠技术可供性来制造情动，与加速时代人们情动能力的衰弱、减退紧密相关。“加速”的平台化数字交往导致人们注意力的稀缺和知觉的过度膨胀。数字交往的特征之一便是“永久在线”，用户在“永久在线”中丧失了持久的注意力，注意力成为简单的屏幕反射。
情动——这种被技术制造出来的情感体验，能够调动感官的积极性，抓住用户吸引力，引导用户快速进入对事件的关注状态，并引发用户积极参与数字交往。从李子柒乡村短视频的“情感按摩”，到双十一李佳琦电商直播的“情动经济”，再到河南暴雨事件中举国哀悼的“情动仪式”，数字交往借助情动吸引注意力，获得算法与平台的可见性。由此，情动成为促进数字交往的关键因素，而技术化的情感生产在今天的平台化数字交往中已形成新趋势。
情动既是数字交往中宝贵的资源，又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当交往主体过度注重操纵情动而置社会伦理、行业规范和法律于不顾时，便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舆情。因此，如何规范普通用户、网红达人和专业机构数字交往的情动生产，将其控制在社会伦理、行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降低其导向低质量内容生产和引发负面舆情的可能，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同时，要防范平台数字交往中情动的过分饱和，平衡公众理性和情感，形成有序的数字交往秩序。这既是平台、国家、用户三方需通力合作解决的问题，也是数字交往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7.如何引导数字交往中的公众走向理性，形成支撑表达和交往行为良好展开的文化惯习？
高腾飞：首先，数字交往在信息传播与协同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危机，需要通过不断更新作为媒介的公共语言系统以提升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间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其次，数字交往中对劳动异化现象的克服，需要人们对数字交往实践中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全面把握，并按照人的自身发展规律来加以引导。
再次，数字交往中符号化的单向度特征，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对时间和空间的扩展来实现主体行为的满足。最后，对数字交往中权力结构的合理性诉求需要通过构建新的交往组织来实现，这也意味着交往功能的转变。
张昱辰：数字交往不仅意味着中心化的大众传播模式被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传播、交流所颠覆，更意味着以数字为形态的传播和交往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根本构成动力。面对数字交往带来的人类生存方式革命，传统批判理论的基础被动摇，理论范式必须革新。我认为，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信息批判，推进与媒介理论的对话和协作，将有助于重塑批判理论的生命力。
受媒介理论的启发，面对数字沟通，批判理论必须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信息批判。信息批判以流动的、非线性的网络社会为主体，而批判的主角，是以“表现”为本务，结合信息传播媒介的新形势的信息传播科技。信息批判既不是辨证的也不是悖论的，与意识形态或霸权没有太大关系，信息批判不发生在符号中，而发生在现实中、日常生活中。
在一个信息冷漠普遍化的年代，信息批判作为积极的实践依旧可以改变现状。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信息批判，推进与媒介理论的对话和协作，将有助于重塑批判理论的生命力。在信息批判的发展中，以认知和改进交流沟通为本职的新闻传播学者也将发挥更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