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伟明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流行歌词呼应了东晋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600年前的归园田居，今天成了国民的普遍需求，陶渊明应该惊讶。
我们正在目睹乡村旅游的大发展。市场需求旺盛，村民也乐意增加收入，又有国家和各地政府大力支持，这么一来，乡村旅游便在中国很多地方红火地发展了。高铁开通，自驾便利，即便最偏僻的村子，也有了外来游客的身影。
这是好事吗？当然了，游客来了，在村里花钱，给村民带来收入，皆大欢喜。但我们不能只看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很有可能出现的坏的那一面。
乡村旅游进入大发展时代，即使最偏僻的村子，也有了外来游客的身影。 摄影@这和那
很多时候，一个乡村越遥远、越质朴纯真，往往也表明了它的文化生态越脆弱。而游客来到村子，可不仅是花了钱就走的，他们会带来外来的文化、审美，并加诸乡村之上，从而引发乡村文化的变异。
倘若变异太大，超出了乡村文化生态的承载力，其结果就是对乡村文化的破坏。而对这种乡村旅游中的文化保护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很多年前就呼吁我们要警惕了，并提出了一条值得深思的道路，他们把乡村比做一个舞台，将旅游开发视为“前台”，文化保护作为后台，前后台之间要有鲜明的界限，也就是要拉起一块帷幕。
之所以今天还要重提这个，是因为今天几乎所有谈乡村旅游的人都在谈对乡村非遗的开发利用，而很多做非遗保护的人，也喜欢去做非遗的旅游开发。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问，那层帷幕在哪里？
2014年的春天，我从昆明出发，前往云南文山州的一个“白倮人”村落。白倮人是彝族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我这回要去的村寨叫“城寨村”位于中越边境，非常遥远。我先到文山州府住了一晚，次日早早出发，坐大巴、包出租车，到下午三点多才来到城寨村。
云南文山城寨村，干栏式的木屋建在参天的大树之下。 摄影@这和那
城寨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整个村全都是很老旧的干栏式木屋，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神奇的是，整个村子建在一大片高大乔木林之下。后来才得知，这个族群有一个风俗，不允许砍伐村里的树，建房屋的木材得从外面运进来。所以，我走进城寨村的时候，其实是走进一片大树遮天的林子。
刚到的时候，遇到好几名妇女在林中的小路走成一列，手里拿着装糯米的簸箕。我追上去问她们这是要做什么。她们说，村子有一名妇女去世了，她们要给办丧事的主家送去糯米，表达慰问。那个场景非常地庄重，人们一言不语，默默地站在主家门外。一名手里拎着鸡的男人对我说，那天去世的是年纪不大的女子，大家都很非常的伤心。
几名妇女结伴去为办丧事的村人送糯米，表达慰问。 摄影@这和那
城寨村很小，沿着村里的窄路行走，一会儿就能走完全村，途中可以清晰听到路边房子传出的牛的咀嚼声。村里只有150来户人，因为偏僻，他们和外界的交流很有限，保留了原来的建筑和习俗，也穿着传统的服饰。
后来我再没有回到过那个村子，但我常会设想，这个村子的文化是原汁原味的，一旦进村的土路硬化了，一定会非常适宜旅游的开发。然而，我又想到，假如这个村子旅游开发了，每天都有一群游客在村里游走，那天的丧事会不会被一群人围观、拍摄，那个丧礼的肃静悲哀是否会被破坏呢。
是的，像城寨村这样的民族村落，非常遥远，保留了可贵的纯真，但这也意味着它非常的脆弱。
由于白倮人这个族群规模很小，城寨村的文化生态也就更脆弱了。当外来游客数倍于本村人口，在大量游客猎奇的镜头和目光之下，这里的民俗、信仰、道德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穿着传统服饰的白倮妇女。 摄影@这和那
城寨村或许还没有迎来旅游的人潮，但在贵州、云南、广西的很多民族村落，每天正在迎来大量的外地的游客。
最典型的案例是，贵州雷山县的西江千户苗寨，平均每天的游客量约为1.7万人，而千户苗寨的本村人口约为6000人。这表示了，平均每天的外来人口相当于本地人口的3倍。
社会学观点认为，被观察对象会因为到观察者的言行，而改变自己的言行。在乡村旅游中，常见的情况则是，村民因为被游客看得多了，也会因为游客的眼光而改变自己的言行；村民还会为了迎合顾客的需要，还必须忍受游客对某些严肃的民俗生活的窥探，甚至是干预。
比如，在侗族的村寨之间，往往有相互走访的友好风俗。有一次我来到朋友所在的一个黔东南侗寨里，刚好遇到这种友好的交流活动。
但当天的游客真太多了，把寨里的小路堵得满满当当，其他村寨的人进村后，一言一行都被游客的镜头围堵。你可以看出那些人因为不适应被围观，所以脸上满是尴尬。
大众旅游时代下，遥远的村落越来越频繁地迎接外界的“观看”。@这和那
习俗活动的旅游化，这是很常见的，但如果掌握不好，它很容易伤害到习俗本身的严肃性。在游客的吵闹中，祭祀、丧俗、宗教等严肃的活动，很容易变得轻薄起来；而真挚的歌谣、婚嫁、等活动，也会在嬉笑中变得可笑。
为了旅游的发展，村民或旅游公司也往往倾向于将村里的文化更多地对游客开放，以及主动地通过表演等形式去重复地进行展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比如侗族大哥，因为听的人多了，表演的次数多了，也就能更好的传承。
但我们还是警惕乡村文化生态的超载情况。如同我在西南地区的一些乡村所见，原本只在固定时节举行的习俗活动，成为天天都搞的表演，原本不该公开的信仰、礼俗活动也暴露于游客的目光之下。乡村太小了，一旦外来的干预太多，乡村文化生态就容易超载，很容易引发乡村文化的变异。
还有些地方的旅游开发，将原本真挚的情歌、婚俗，演变为游客假结婚、闹洞房的闹剧，民俗被庸俗化、下流化了。原来的信仰不再庄重，原有的顾忌、敬重、恐惧、意义、道德，也就纷纷瓦解了，那么旅游的文化价值也就消失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了。
黔东南的一个苗族村寨，将去为游客表演的苗寨妇女。摄影@这和那
乡村不同于城市。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容器，百万、千万的人口在城市里汇聚，城市足够大，多元的文化在城市里繁荣生长。
但乡村却很小，它的文化生态的承载力也就很有限，太多的游客来到一个村子里，不仅会让一个村子的空间严重超载，还会带行对乡村文化的太多干预，使得乡村原有文化退无可退，也就只能萎缩或变异。
那怎么办呢？一方面，通过旅游发展去获得收入，这是乡村自己的权利，也符合社会大众的消费需要。而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的长效保护，也是乡村旅游基业长青的基石。
既然两者都要，那也就只剩下如何平衡的问题了。而平衡的要义在于区分好前台、后台，并在中间拉好帷幕。
黔南的水族村寨，等待表演芦笙舞的村民。摄影@这和那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1959年提出“拟剧论”的理论，他把人和人之间的过程喻为表演的“剧场”，当面的交流便是这个剧场的“前台”，而“后台”则是为了人际表演而准备的地方。
社会学家马康纳把戈夫曼的“前台—后台”理论引入到旅游学领域，他指出旅游地规划中应设置“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前台区域对游客开放，后台区域和前台区域用帷幕隔开，并且设定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后来，这一理论又被中国的学者引入，探讨民族村落的保护问题。
“前台—后台”这个理论，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文化的开放可以是不同程度的进行的，并且也必须如此。我们都知道，舞台表演分前后台，中间要拉上厚重的帷幕。观众只看到前台表演，看看不到后台的调动、化妆、乐器等环节。假如后台也开放了，前台、后台就难以区分，表演就会混乱，这台戏也就毁了。
乡村的文化和旅游何尝不是如此。游客在“前台”看到的或体验到的，是乡村的风景、服饰、歌舞、技艺、音乐、戏剧、风俗、美食。但在后台，乡村要有自己的禁忌、道德、恐惧、信仰、血缘亲情等，这些部分则不对游客开放，或只做有限度的开放。
最后总结一下，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开发，它们不曾相互对立，而是一直融合的。但要获得两者的长久发展，还是得建好防火墙——在前台、后台之间，拉好那一层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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