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陈总，是我在北京田园综合体与乡村旅游高级研修班的学生。当我走下讲台，十几位拥来提问的学员中，最前边的就是她。

陈总属于普通话相当不错的福建人，至少“胡”和“福”的发音非常准确。她在老家有一个休闲农业与民宿的旅游项目，听完我的讲课，她坚决邀请我到福建对她的项目实地勘踏。

十天后，我从西安来到福州。

在我的坚持下，第一顿饭吃在一家极具特色的小店。我在《途食记》一文里曾经详细介绍过这顿饭。沙虫熬成的肉冻，清煮的河豚，数千只流蜞炒两颗鸡蛋，麻辣海瓜子，总之我吃的大快朵颐，可怜了只吃牛羊肉的刘锐，灌了一肚子的汤，走在路上偷偷问我：窦总，你能听到水声吗？

回酒店的路上，东道主们建议再喝些汤。喝汤的地方是路边摊，这个季节，北方一定是烤肉摊的天下，在这里却是一家家的汤铺子。

几家汤铺首尾相连约百米长，每家都摆着上百个搪瓷缸、瓷碗、瓦罐，这些容器都熬煮着中药和食材，咕嘟嘟冒着泡，散发出淡淡药香，陈总她们和当地朋友都夸张的说：哇，口水都快下来了。

我点了一份猪尾汤。用调羹搅了搅，汤里有两三节没拔干净猪毛的尾巴，四五枝中药藤须和根茎，汤汁颜色发黑，浓稠，入口有淡淡的草药苦味，再品品，还有些似有似无的植物根茎沁出的甜味。

对刘锐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这里有炒线面，这位煎熬了一整天的关中土著终于吃到了面食，虽然他对味道并不十分满意。

第二日清晨，陈总坚决反对我在酒店吃早餐，途经穆阳镇的时候，她把我们拉到一个破落却繁华的街道，指着一个油污招牌说：这是当地最好的扁肉和线面店。

扁肉是北方常说的馄饨、水饺，但穆阳的扁肉皮薄的近乎透明，肉馅软烂，上边盖一层甜咸口味的浇头。线面类似于北方的挂面，但更细、更白，也配上同样的浇头。这早餐配上当地特产的糖醋泡姜和极辣的红辣椒，味道的确不错。

穆阳镇上建筑大多破败，商业业态老旧，有古老的剃头铺和铁匠铺、布铺，仿佛置身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街上祠堂很多，大气，古朴，庄严。

沿途路过康厝畲族自治乡的梧溪村，这里有两棵千年古松。畲族发源广东，分布于南方数个省市，这个民族，我是第一次听说，但这应该只是我的孤陋寡闻。

梧溪村这样的名字在南方较多见。大抵是曾经有不少通识文墨的老先生因村外有河且“水流平和”而取名“浯溪”，当然也有人解释说是因为这些地方有溪水和梧桐树，只是在过去，如果取名如此直白，会被别村学究先生笑掉大牙的。

村外的梧溪官名叫穆阳溪，河水碧绿清澈，名为溪，但水量远比如今北方的不少江河要大，水大却静默，围着梧溪村和古松林安静的流淌。

河边古松林保存的很完好，最近还修了一条村民和游客散步的步道。松林里的两株千年古松，高三十多米，粗需三四人合抱，据说是一公一母。村民们很有幽默感，将公松缠上红腰带。我看了半天，除了村民的杰作，自己实在无从分辨两棵树的性别，只是想：如果是同性，这两棵树该多尴尬。

其实这样好玩的事情不少，我在延安市志丹县马头山看过一个所谓的“桃桂花娘娘”庙，本地人说供的是送子娘娘，不少本地和外地的婆姨来这里求子，据说还非常灵验，因此塑像四周挂满了“有求必应”的锦旗。后来盗贼失手打破泥塑露出森森白骨，人们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清代道士的坐化肉身泥塑像，想想道长如果在仙界有灵应，知道自己变了性别，应是蛮尴尬的。

梧溪村里有黄氏宗祠，村民说是纪念黄氏大英公的，这位先民的生平无从考据，只知道他是在这里为黄氏开枝散叶。宗祠墙上的楹联中有一句耐人咀嚼：“书田无税子孙耕”，堪称可以传世的辞句。

村里还有道教浯溪宫，没有介绍文字，问问闲坐聊天的老人，说是为明代国师薛明月修建的。我百度了半天，一无所获，很是怀疑这其实是为唐朝薛令之修建的。

沿穆阳溪向下游走五六公里是廉村，这便是薛令之的出生地。

薛令之，字明月，唐朝人，他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出类拔萃，但对于福建来说，则意义不同，他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后世称“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做官清廉，身故后，出生地被唐肃宗赐名“廉村”，此段穆阳溪被赐名“廉溪”。

廉村内老屋很多，但有不少已经破败，只有灯笼花和炮仗花爬满尘迹斑驳的墙面。路面是青石板和红石头，上边车辙印记明显，显然是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繁多车流碾压形成，足证此处曾经车水马龙。村内有四座祠堂，却都不是薛氏宗祠，而是和薛氏联姻而迁入的陈氏。

在福安各地一路走来，我看到很多宗祠，感觉福建人似乎很重视宗族观念。和福建人一说话，也是和宗族有关。比方说，我这个哥哥是做什么，那个哥哥是做什么的。这些哥哥，基本上都是指本族的兄长。

虽然现在宗祠多在南方，但这其实不是南方的独有。宗族观念源于早期的北方士族。在中国历史上，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都是士族政治，彼时的帝王必须依托各个士族门阀才能顺利统治天下。

北周到隋唐是北方士族兴衰的最终分界岭。北周与隋的兴起和灭亡，以及唐朝的立国，其实是西魏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所代表的关陇贵族家族的相互斗争，隋唐英雄里耳熟能详的不少贵族和英雄，无不出自这些大家族和其统领的小家族。比如北周皇帝的宇文家和隋朝皇帝的杨家都是八柱国之一，唐朝皇帝的李家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后来唐代为避免士族把持国务，大力推行科举制，吸收布衣学子入仕为官，自此之后，北方士族逐步退出了政治和历史舞台。

在北方门阀士族不断兴亡更替的过程中，长期战乱和政治博弈，加之政权的数次南移，让不少家族意识到灭家绝种的危险，自东晋开始，为保存血脉、人才和财富，一些家族主动向南方和沿海迁徙子弟族人。南宋以后，为应对少数民族的南侵，南方的世家宗族也开始战略分支，不少家族向东南亚地区分支迁徙，经过明清两代及中华民国时期，形成了如今的海外华人宗族。

宗族意义，除了避免种姓灭亡，更多的意义是血脉相连共认后的互相帮扶，互为援手。同一个姓氏，同一个祖先，有什么理由不互相帮助，又为什么不一家人合作共赢呢？既然是连接纽带，因此代代都把修建宗祠、举行宗族大祭、修订族谱作为头等大事。也因此，宗祠兴盛，往往很多村子都有好几个祠堂，有总祠堂，有各房成就的子女为本支、本房修建的祠堂。

当然了，今天的中国人和分布全球的海外华人都有一个共识：大家俱是炎黄后裔，无论是在世界的哪端，华人祖先都是中国人，这是一种站在世界角度上的更高精神层面的宗族观念。

看完项目的返程途中路过潭头镇，这里有一处古码头，码头上还长着一棵上千年的古榕。

下了车，黑色的小飞虫就密密麻麻的围在头上飞舞，兴高采烈的一直尾随着我的游览全程。

榕树的确很大，树身约是一辆轿车的面积，半站半卧在河边，巨大的根系包裹着青石栏杆和拱起地面。其时艳阳当空，空气潮热，茂密拥挤的树叶为我们遮挡出了一片巨大的荫凉，热汗顿消。

古榕有一截相当粗壮的分枝探到河的上方，目测直径至少有一米多。陈总说这个村子里很多小朋友在夏天都会爬上这树干跳水玩，当然，也经常被家长发现后拉去狠打。

如何发现孩子玩水，对南方人来说很简单，除了遍布集镇、村头的耳报神，家长们只需用指甲在孩子身上轻轻一划，下过水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道白痕。

我扎手扎脚的连爬带蹬站上大树枝，落脚后很平很宽，下边的水很绿，绿的仿佛发稠，但应该不是污染，而是沉积千年的矿物和温度适宜而幸福生长的微生物所致。我叹了一口气，再次颤巍巍的朝下爬，如果不是碍于所谓的导师身份，我倒真想做个顽童，从树上一个猛子扎下去，嬉戏在这大自然的时光和清凉的水里。

古码头的路和廉村一样，用石块铺就，细窄、狭长，每一块都仿佛包了浆，磨的铮明瓦亮，只是被灰尘遮住了光芒。其间有几块石头被踩出了深深浅浅的脚印痕迹，这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被无数人踩踏，大雨冲刷，再踩踏，再冲刷，直到今天。

我说这码头得有百年历史吧，陈总说这里一百多年前就是古码头，码头的历史至少数百年。

福建山地、丘陵延绵不断，行路艰难，很多时候必须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凿山通路。于是人们借助本地水网密集的优势，利用河流出行，最终将每一个毗邻水网的村落都变成了一处商业繁华的码头集镇。

当水路代替陆路成为交通出行的首选，每个村庄都修葺了船舶靠岸的码头，迎接往来的商船。这些商船从大城市买来各式各样的货，沿着水路一路兜售，同时也有选择的购买一些可以在下游或大城市销售的货物。船舱空闲时，兼着顺道拉些短途乘客。

古码头上边有一条小小的商街，这是当年商船贸易的衍生物，各家小商号在这里经营，收购农民的米面瓜果、鸡鸭肉蛋销给商船，同时将商船的布匹调料、医药和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卖给本地居民。

商街把头的是一间中药铺，砖墙很厚，门板粗重，五公分厚的木门上开了一个小小的洞口，这是方便给夜间急病的人递药，同时也避免了盗匪借机骗开大门的危险。地段的选择，防盗的措施，都足见药铺主人的精明。

走入狭窄的商街，古老的气息铺面而来，这是一种混杂着旧屋舍、旧物件、古树木、苔藓杂草、烧饭烟熏等气息的味道，如同我曾经去过的所有百年以上古村落的同样味道。

不知道是因为原住民体型小还是为了省成本，或是防盗，所有的房门和院门都很窄小。

我抬脚进入一间半坍塌的旧宅院，残墙上布满绿色的爬山虎，脚下的野草竟有一人高，枯黄杂乱。墙角放着一副破旧的门板，其上竟然有一处陈旧的枪孔，那是高速旋转的子弹击穿木纤维又被紧紧束缚在木纤维中造成的。

商街基本已经荒废，还住着人的屋子里走出一个干瘦如木的老太太，弓着腰，端着木盆，蹒跚到溪边蹲下搓洗衣服。老太太眼神不善，嘴里念念叨叨，不知在说什么，也许是骂儿女久不回家看她，也许是因为我们打扰了她。

默默的交溪从她面前流过，千年前如此，千年后应该亦是如此。

千年间，溪河依旧，古榕依旧，码头依旧，宗祠依旧，不见踪迹的是那些曾经往来于此的人们的欢笑悲伤，和曾经的繁华瞬间。

完稿于2019年6月17日高铁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