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金刚经》刻石（局部）

    近日，记者途经苏州寒山寺，见寒拾殿两壁，陈列着南宋宁波书法家张即之61岁所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简称《金刚经》）的清代刻石。

    张即之的书法，以大字、写经成就最高。其一生书写《金刚经》多卷，存世墨迹在日本京都智积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

    比照多本，可知寒拾殿刻石的母本即普林斯顿本，有陈谦、董其昌、毕懋康、毕熙志、毕鼎臣、张廷济、林则徐、张应昌、俞樾、许樾身等多位名家题跋。

    张即之《金刚经》刻石，镇江焦山碑林亦有其一。该书在清代反复被摹勒上石，不仅证明张即之书艺获得认可，也反映了清代崇尚金石的时代风气。

    张即之《金刚经》 以书艺著称于世

    普林斯顿本因不在国内，加上图片资料有限，寒山寺刻石就成为了解张即之61岁书《金刚经》卷全貌最佳的途径。

    读石可知，该卷成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系张即之为追荐亡父而书，堪称其楷书中的精品。

    1463年，明人陈谦见过此卷，认为此书是“宋朝名笔”，并说赵孟頫写经也以之为师，“览者不可草草视也”。

    大收藏家董其昌也见过此卷，为之题跋是在他1620年乘船去苏州的路上。董其昌罗列了该卷百年间的流传史，称该卷“运笔结字不沿袭前人，一一独创”。董其昌还提到，与他同时代的毕熙志曾将该卷刻于石上，以志永久。

    毕熙志是明代火器专家毕懋康之子。《金刚经》卷归入毕家后，极受珍视。毕懋康认为，张即之的书法“名并眉山（苏轼）海岳（米芾）诸公”，将之刻石，能够使精彩的书法免于“断灭”。毕熙志同意父亲观点之余，同样对张书给出高度评价。他本人的题跋则延请明末苏州人赵宦光用其擅长的草篆代写。

    在篆书发展史上，草篆有一种趋向解放的意思，赵宦光是重要的推动者。跋文中他的文字，为此卷留下了晚明的时代风格。

    不过这次刻石不是时候。没过几年，明朝灭亡，毕家刻石拓本零落，真假难辨。清康熙时期，毕熙志的后辈毕鼎臣在卷后留下一段话，除了感叹时世，还透露一个信息——在他手上，张即之书《金刚经》“易卷为帖”。毕鼎臣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长卷的“损蚀”，便于展观。此后，这种装帧样式延续至今。

    寒山寺刻石 制作于晚清

    张即之61岁书《金刚经》流传有绪。清朝之后，为该卷留下题跋的还有张廷济、林则徐、张应昌、俞樾、许樾身等多人。

    张廷济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他在跋文中讲自己几次见到张即之书法真迹，很有缘分。林则徐则将此卷与他曾见到的张即之《金刚经》焦山刻石相对比，表示此卷字体更大，“魄力”也翻倍。

    焦山刻石与寒山寺刻石是清代两组经典的张即之《金刚经》刻石。焦山《金刚经》刻石位于今镇江焦山碑林博物馆内，有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落。

    这件《金刚经》原书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张即之时年69岁，是他为妻子汤恭人所写的作品，书法采用行楷笔意，更加随意一些；而寒山寺刻本是他为父亲所写，更加恭敬庄重，是工整的楷体。

    与林则徐看法相似，一位叫张应昌的浙江人同样认为，张即之61岁的这件比69岁的写得好，在考证流传原委后，张应昌用小字书于卷后，内容甚详。

    在张应昌后留墨的是朴学大师俞樾，他模仿赵宦光书迹，用草篆书写跋文，成就一段翰墨因缘。

    而最终回应寒山寺刻石年代问题的，出自全卷最后一段，杭州人许樾身撰、侄子许之轼书的跋文。这对生活于晚清的叔侄名不见经传，在得到这卷《金刚经》墨迹后，许樾身阅读前人留下的题跋，得知该卷曾在明代被刻石但很快流散的经过，发出了“世间好物不坚牢”的感慨。于是他请来张逸田、萧际清两位刻工，将《金刚经》再次磨勒上石，这就是如今寒山寺《金刚经》刻石的来源。

    题跋书写于1885年，可知刻石完成亦在此年份。

    曾为宁波人收藏 也为宁波人所刻

    该刻石如何从许家进入寒山寺，成为“镇寺之宝”之一？这个过程，苏州文史研究者诸家瑜曾加以考订：“晚清时期，这套石刻在社会上‘流浪’，民国时由高冠吾的夫人陈玄珠无意中购得。”

    1941年，时任汪伪“江苏省主席”的高冠吾在修葺完沧浪亭后，拨款重修寒山寺。虔诚信佛的陈玄珠将珍藏多年的《金刚经》石刻施与寺中，嵌入壁间，便成为今天的样子。

    而这卷写本则在辗转多手之后，流入美国。对于此间过程，过往材料言之不详。从收藏印看，民国时期，该卷曾经吴普心、周湘云两位收藏家递藏。

    周湘云（1878-1943），号雪盦，生于宁波月湖畔，是上海有名的房产大亨。其人喜好收藏，从三代吉金到书画碑拓均有涉猎，怀素《苦笋帖》、米友仁《潇湘图》都曾是他旧藏。普林斯顿本《金刚经》上，属于周湘云的印章有“湘云秘玩”“湘云心赏”“曾经雪盦收藏”等。

    出于宁波人之手，曾被宁波人收藏，张即之《金刚经》也曾为宁波人所刻。此人便是“鄞县五马”的父亲马海曙（1826-1895）。

    清光绪八年（1882），时任丹徒（今属镇江）知县的马海曙到访焦山，看到了康熙四年（1665）由笪重光摹刻的张即之书《金刚经》焦山刻石，然见靠近墙根处的几块全行剥落，几无字迹。询问寺僧，马海曙得知，乃同治年间受战乱波及而毁，又悉焦山御书楼藏有旧拓，一字未损，遂命人根据拓本，易石钩泐，仍嵌原处，原石亦附于后。

    马海曙将这一过程完整记录在石刻的最后，还将更换过的石头编号一一列具，可见其严谨精神。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