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胡丹
（一）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已退位多年的唐高祖李渊去世了，太宗李世民忙着为太上皇处理丧事，一件在心里隐藏很久的心事，再次翻涌上来。
十月的一天，他找来史官，提出要看高祖的起居注（注：起居注是对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记录，由专门的史官负责）。他打算查阅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的记事。那个月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忽然死亡——兄弟俩是在后世所称的“玄武门之变”中双双殒命的。
这仅仅是10年前发生的事，人们对此讳莫如深，谁也不敢提及，更遑论追究了！因为，玄武门之变的“肇事者”，便是建成之弟、元吉之兄，当时的秦王，今日的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杀死他的兄弟后，其父李渊立即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令所有军国之事，无论大小，均委太子处决。李渊在痛失二子后，又痛失政权，一个多月后，他宣布退位，正式将帝位让给太子李世民。
这是唐代宫廷发生的第一件大内乱，兄弟相残，以子逼父，中国古代最著名“圣君”之一的唐太宗，做下了这件人伦惨变的恶事。
李世民提出要看起居注，就是想知道，史官是怎么记载这件事的。然而，他索阅国史和起居注的要求，均被骨鲠、守史职的史官拒绝。李民不甘心，多次尝试失败后，他干脆给宰相房玄龄下令，要求他将起居注中的有关内容“撰录以进”。于是，在贞观十四年（640年），也是太上皇去世五年之后，李世民终于如愿看到了起居注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
（二）
对于圣天子做下的那件肮脏事，纵然是有史德的史官，也不敢完全照实直书。李世民所见起居注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文”，写的比较含糊，遮遮掩掩，反而疑窦百出。
对此李世民十分不满。自从弑兄杀弟以来，李世民早已从良心的谴责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他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鸩杀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
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
经他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众了。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发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
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他说的“直书”，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颂他。
看看，这就是不能让君王随便翻阅本朝国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情不自禁地使用权力加以篡改，那还有真史吗？！事实上，正是从唐代始，开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
（三）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的训词（卷七《文史》）。
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如《旧唐书》的李建成传，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样的不实之词。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如《唐鉴》的作者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可是建成、元吉何罪？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中国人很重孝道和家庭伦理，兄弟之情被视为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种关系，《三字经》里就反复强化着这种观念，如曰：“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手足情，血浓水”等等。
然而，我们从周公诛管、蔡的故事知道了，兄弟相残不单是一幕家庭人伦悲剧，它也存在“政治正确”有否的政治伦理。周公杀弟可能不对，但在政治上却是典范。
兄弟关系，首重长幼。长幼即尊卑，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所以中国很早就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李世民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
功业伟大的他，实际上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
政治似乎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他统治的合法性加分——这块牌坊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