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地方而言，无论限号限行还是收拥堵费，都该成为治堵“末位之选”。比这些更该采取的，是去最大限度地优化路网和向“公交优先”要潜力，这些做到极致还不够用了，才能祭出那些“没有办法的办法”——限号限行等，而不是舍了本先逐末，急吼吼地让民众让渡路权和财产权。
文/佘宗明
“摇号、限行都是治理交通拥堵的治标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拥堵费只是治理交通拥堵的手段之一，征收拥堵费需形成社会共识，依法实施”……在“两会部长通道”上，新任交通部部长李小鹏就交通拥堵、摇号等热点问题的表态，引发广泛关注。
摇号、限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收拥堵费需先形成共识，这些本是常识。但近年来，因缓堵治霾日显迫切，不少地方都加入到了“限号限行城市”豪华套餐。从全国范围看，限号限行也有从一线城市往二三线城市涟漪状扩散的态势。套用“一言不合就××”的句式，有些地方纯粹就是“一拥堵且难治就‘双限’”。
限号限行毕竟是行政调控手段，且是以财产权限制为前置条件的，终非长久之计。去年6月，交通部就印发《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要求多举措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适时研究推进城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谨慎采取机动车限购、限行的“两限”政策，避免“两限”政策常态化。
用经济手段代替行政调控，是治堵路径优化，但要避免“两限”常态化，也要防止征收拥堵费的轻易化。取消限号限行不一定就得接续上征收拥堵费措施，征收拥堵费跟限号限行，都该秉持“非必需不可轻为”和以取得社会共识为前提的原则，而不是政策箩筐里的“二选一”必选选项。而治堵，也切忌用一种任性作为另一种任性的政策替代。基于某些地方的治理偷懒惯性和收费依赖，这并非多虑。
也正因为限号限行、收拥堵费得慎之又慎，前不久，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就披露，针对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征收拥堵费等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举措的立法，由于社会共识度不高而被延迟审议。作为首都，在拥堵和雾霾难题待解的背景下，对单双号限行和收拥堵费立法极为审慎，也算是给其他城市提供了参照。
这也是李小鹏作为交通系统掌舵者，在“两会”场合回应极具民众关切度的“双限”、拥堵费等议题的价值所在：“两会”本就是公众管窥政策风向的窗口，部长们对民生关切的表态，既能增加公众的稳定预期，也能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序列中产生导向性作用。希望在此之后，各地再搞限号限行、受拥堵费时，能回到这番常识上来，彻底祛除“想限就限”“想收就收”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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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陆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