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宪法学正名

学派 政治宪法学 我国宪法出路 近年来，政治宪法学在北京以及全国总算声名鹊起，刚开始，听到这个名词、学派，都是有点惊慌的，以为是不是政治起到很大的作用，政治要来乱法了？有这样的担心，甚至听到高全喜老师的名字、看到他在书上和网上叼着烟斗眼神深邃的样子，都会觉得“是不是个坏人”，甚至迷迷糊糊想起希特勒时期的施密特，觉得会不会助长了危险的发生，当时，是站在林来梵先生的规范宪法学这边的，觉得规范宪法学“讲道理”，比较安全，但随着毕业论文的展开，以前起名“从政治与法律看我国违宪审查的出路”，现在改为《政治宪法主义：我国宪法监督具体化的落实--政治化实施》，政治化实施来源于翟国强的《论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这里的实施是监督具体化的落实、推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宪法实施，有个范围限定，甚至主要是涉及公民权利保障，无关对党权力的影响，觉得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路，缓慢的过程，不一蹴而就。 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的研究实在是多，但仍未有大的成效，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可谓是很小很小，这是普遍的共识，甚至还有学者在讲座或者更重场合调侃嘲笑“我国宪法什么时候实施过？”这是不太严谨的说法，我国宪法有实施，只是宪法监督的作用未明显、甚至微乎其微。但调侃之余是我国宪法的硬伤，调侃与讽刺是一种事实的反映，正如上海某选区的选举选票投给苍井空、奥巴马、陈冠希的现象，是投票人对选举制度的不完善的痛击，是一种不满、感到奇怪、嘲笑的表达，在网络人们笑话之余我们应当更多看到的是我国制度实施的“虚”，值得反思。 既然学理上的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的研究总是未能探索有效的出路，笔者不禁反思，结合我国的政治现实以及国情，是不是应该考虑些政治因素呢？我们知道，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密切、微妙的。政治可以塑造法律，法律可以影响政治，但法治初建初期，政治是更有力量的。历史上，君主推行法律的例子不少，例如查士丁尼法典、拿破仑民法典等，近代，新中国成立，六法全书因为虚伪被废止（参考彭真选集），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政治对法律的力量，或者这点无需过多证明，笔者不禁有个思考：“要是把六法全书‘虚’的部分修改掉呢？我国法律体系不就更加完整，免得从头开始？也继承民国以来前人的智慧，张君砺、吴经熊等许许多多民国法律名人亦是真才实学，为民国宪法、法律呕心沥血（参见二位专著），值得尊敬，实在有些可惜。”但这样的思考也许有些天真，因为政治或者党派斗争是积累许许多多矛盾的，甚至是鲜血的代价，相互已经是仇恨的情境，做到接纳是很难的，但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对法律、法治的影响之大，六法全书里面包含的法官终身制、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正是当今和一直以来我们所呼吁和盼望的。没有西方东方之分，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同样适合法治。 既然理论上“规范的”探讨与设计都未能解决问题，笔者亦记得应该跟政治借点力，我国党和领导人对法治的贡献和影响力是巨大的，故笔者寄希望于宪法监督具体化的落实的政治化落实方式，比如重要讲话设立宪法委员会（类比国家监察委员会），抑或十九大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宪法委员会，抑或下届人大通过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提案，这需要人大代表的提案、政协的提案、人民的呼吁。民间和各界的舆论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学派是学术繁荣的标志，政治宪法学是新的未来的主流，规范宪法学是理想，是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把国家比作村庄的话，政治宪法学像是一个村庄有些地位的人，就叫做长老吧，甚至说是有些混混类型的人，开玩笑说是“地痞”也行，政治宪法学在当下的村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更接地气的，也更有作用，规范宪法学像是刚回来的大学生（擅长理论探讨），但这个村子要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听政治宪法学的，但村子的设计和其他事务要完善、村子要好，还是应该多吸收大学生学习回来的知识和见解，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长老和大学生）共同为村子繁荣做贡献。 政治宪法学理论来源可能来自德国等西方国家，但我国是有充分的本土资源的，适合我国。